戴永夏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切實培養節約習慣，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這一政令，切中時弊，大快人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提倡節儉，反對浪費，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過去歷朝歷代都比較重視。為使國家長治久安，統治者都大力倡導節儉之風。我國清代有些時期，在這方面就很突出。清代的乾嘉盛世，就以風俗儉樸聞名。
據民國年間高照煦的《閒談筆記》記載：「......乾嘉之間，風俗儉樸，邑人男女皆布衣，請客只吃雜麵。俗以豌豆去皮，同麥磨之，曰雜麵，加沙蒿麵和之，能為極薄極長麵條，食之最省。」作者還以自己家為例。嘉慶年間，他家曾是陝西米脂縣的首富，其先祖從山東、河南等地販來布匹，賣給當地城鄉的一些商販。年終結賬時，先將鄉間小販的欠款結清，城內商販的欠款則放到來年春天結算。為了「聯絡感情」，年年他家都先備下「盤子飯」，邀請城內的商販赴宴。這些商販在宴席上就承諾來春將賬結清，無一拖欠。這裏所說的「盤子飯」，就是用瓷盤盛菜，每席只兩三盤菜，主食則是蒸饃和小米飯，這在當時已算是很豐盛了。對此，作者十分感慨地說：「蓋當日商號家家儉樸，均有銀錢；今日奢華日盛，而實則家家空虛也。」
至於政府官員的節儉廉潔，清代也有相當嚴格的規定。據瞿兌之的《杶廬所聞錄》記載，在清代，「中央官吏絕對沒有濫用官物的機會，部員長官，雖貴至親王，不能私使所屬之官員、差役供私人服役，這是歷來有禁例的。事實上也絕對沒有聽說用屬官作自己的書記、庶務、會計者，至多只有一班好趨走逢迎的滿司員時常出入於宅門而已，然而絕不能以衙門裏的會計、庶務作自己的會計、庶務也。至於漢司員，更不肯作趨走逢迎之事。」當時還規定，官吏不能因私使用衙門裏的車馬，吃衙門裏的膳食，因為這些費用都已由國家給予固定的養廉飯銀了。至於當時的外交官員，他們似乎可以公私不分：住公家的衙署，可以指揮公役供私人奔走，一切公物都可以自由使用。不過這是因為外交官的經費都是以人為主而不是以官職為主，他這一任的公物等於國家支付一筆錢給他，聽任他自己支配而不問盈虧。即使他濫用了公物，也不會使國家蒙受損失。對比一下當今的某些官員，公車私用，私宴公請，公費旅遊......變着法子花公家的錢為自己撈好處。這些即使在封建社會，也是不被允許的。
在這種儉樸之風的影響下，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一些勤儉節約的好典型，其中最著者的要數道光皇帝。即位之初，他就頒布了一條節儉倡議書《御制聲色貨利諭》，並率先垂範。他在飲食方面尤其節儉，平時少葷多素，每餐不過四樣菜餚。各種生日、慶典能省則省。有一年給皇后過40大壽，當王公貴族與文武百官喜滋滋地上席時，一下子驚呆了：每人桌前只有一碗打滷麵，上面放一點肉末--這還是道光為了給皇后慶壽，特批御膳房宰了兩頭豬。另據史料記載，道光皇帝在位30年，宮內的開支每年不超過白銀20萬両。這與每天個人開支就近1,000両的慈禧太后相比，實在少得可憐。《清稗類鈔》上還說，道光皇帝曾經有件黑狐端罩，襯緞稍為大了點，他便令太監拿去四周添皮。內務府報告說這樣改一下需要上千両銀子，道光聽後大驚，忙說不用改了。他還有條套褲，膝蓋的地方不小心弄破了，後來就讓內務府的人在上面綴了一圓綢，即所謂的「打掌」。大臣們見了，紛紛傚仿，也在膝間綴一圓綢，竟然風行一時。
地方官員有的在節儉方面的事跡也很感人。如光緒年間江西布政使李嘉樂和陝西布政使李用清，就是廉吏中勤儉節約的突出典型。李嘉樂在山東任知府（相當於地級市長）時，禁止眷屬食肉，讓清掃工在衙署後院種菜，供全家食用。晚上點燈的燈油，他也親自掌管，每晚給每個房間舀上一小勺，不夠也不許再添；至二更不熄燈者，必遭他責罵。他甚至還責備其妻浪費，要讓僕人鞭打她......由於他生活儉樸得有些過分，所以世人都稱他是「一國儉」。另一位廉吏李用清就更「摳門」。他在做蘇州知府時，聽說一家熏臘店做的麵餅價廉味美。這種麵餅是將生麥麵貼在滷鍋的蒸桶外面，因煮沸的肉汁易從蒸桶上面溢出，這溢出的肉汁便滲入麥麵中，滷鍋燒開後麥餅也就熟了。一些窮人吃不起滷肉，便買這樣的麥餅當作肉食。李用清看中了這種麥餅，便告訴某中丞，定做這家熏臘店的麥餅供他家食用。一個「地市級領導」，竟吃這樣的飯食，未免太寒磣，因此被當地人一些人傳為笑柄。
李用清在任陝西布政使時，全家只食蔬食，不吃葷菜，連他的老母親也嚐不到肉味。有一次他母親病了，其妻偷着買了點熟肉讓老人吃。李用清發現後，憤怒地將肉擲到地上。老人家嚥不下這口氣，便帶着兒媳來到長安縣署，在知縣面前告兒子不孝，決心返回原籍不再回藩署。李用清一看慌了神，懇請臬道首府的官員幫着做工作，讓他們派妻子到縣署去勸說老人。最後李用清又親自出面，將老母和妻子接回家中......後來，李用清遭彈劾罷官，回到老家。數年後，慈禧太后又重新起用了他。在離家赴任時，他捨不得僱用車馬，決定步行進京。從故鄉到北京3,000多里路，他硬是靠步行走完的。都城的人聽說後，都感到很驚訝，稱他是「天下儉」。
這兩位官員的共同特點是寧肯自己多吃些苦，也不願多花國家一分一釐的銀子。他倆的節儉雖有點「不近人情」，但他們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