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冀平
烈日炎炎下又是高考日，疫情下的高考更讓人關注。
我有過兩次終身難忘的考試經歷。一次是考中學，1964年，這一次的考試不能說是高考，但隨之到來的「文革」，使我與考試絕緣15年，它變成了一次特別難忘的考試。
所有關鍵考試，都是烈日炎炎，樹上蟬鳴的季節。那年我13歲。那時候不論什麼考試，孩子們像往常一樣上學，心境平常，家長也不緊張。坐在平日上課的教室裏，打開語文試卷，題目是「我的家庭」，這個考題一點不難。我是班級的重點生，是最有希望考上重點中學的不多人選之一，所以監考的老師比我緊張，有幾個學生進入重點中學，關係到學校的榮譽聲望、教師的教學成績。我對着題目有些猶疑，不由望望老師，老師投來信任的目光，他相信作文一向好的我，一定會寫出一篇好文章。
這個普通的考題難住了我。我的父母和家庭在香港，照真實寫，必會引來麻煩，不照實寫，寫什麼？不容多想，我想到寫國家。寫煉鋼鐵的「哥哥」、做醫生的姐姐、聰明可愛的妹妹、頑皮但有科學頭腦的弟弟......如何在國家，這樣的「嚴父慈母」教導照顧下幸福長大......我筆下一通快寫，沒留心監考老師皺起的眉頭。
45分鐘過去，全班同學都交了卷。老師一臉威嚴不悅，他重點點評了兩個同學，一個是為了搶喝冰糖綠豆湯，而匆匆交卷的調皮劣等生；一個是我，老師說，我的作文嚴重走題，別說進入重點中學，連最差的學校也不會收我，最後喪氣地說，你等着進體育學校當運動員吧，當年我短跑很快。
完了！徹底考砸了，砸在我最拿手的作文上。我遠遠地避開眾人，回到家不願多說，一個暑期也沒過好，直到放榜。那年月放榜是郵遞，騎着自行車穿綠制服的郵遞員，將一封封錄取通知書交給考生，不用打開，信封上就有錄取中學的校名。我躲在家裏不敢去取信，是外公去的。他一看到校名，抬起手把信封高高舉起，所有取信的人都看到了。
我的這篇作文不但沒有走題，還得了滿分。可能是評卷的老師，覺得一個小學生，能有如此想像力和胸懷，難能可貴吧。我以兩門考試滿分的成績，進入北京最好的女校--師大女附中（現名實驗中學）。第二次真的高考，已是15年後，1978年文革後全中國高考，下次再敘。
我參加中央戲劇學院高考，試場設在鼓樓，就是地安門的古老建築鼓樓。題目是「旅途」。我又是考得不好，好在我已有兩部發表的劇本，老師們更重視的是實踐。我又得以在5,000多名考生中，百裏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