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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光蓁 圖：周光蓁提供
1979年3月17日，北京紅塔劇場，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小澤征爾，聽眾鄧小平、宋慶齡……
以上傳奇式的時間、空間、人物組合並非某劇本人物造型介紹，而是確實真有其事，且有圖為證。
時光荏苒，該場歷史性音樂會距今剛好三十年，可說是一個承先啟後劃時代的音樂盛會，其意義跨越中美建交三十年。
鄧老高調宣佈樂團來訪
先談「承先」部分。
1979年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是它歷史的第一次，但在它之前有1973年的費城樂團，在費城之前又有倫敦愛樂和維也納愛樂樂團，而在它們之前又有蘇聯、德累斯頓、捷克愛樂、波蘭等歐洲交響樂團在北京奏樂。更甭說歷克特（Richter）、奧依斯特拉赫（Oistrakh）、高根（Kogan）、歷高尼耶娃（Nikolayeva）、法蘭索華（Francois）等獨奏大師先後在華獻技。
但波士頓樂隊訪華的含金量都較以上各大名家為高。它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到訪的第一隊西方樂團；也是自毛澤東開始談判，一直到鄧小平完成建交的中美關係的首位音樂大使。其訪華消息的公布方式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至今天為止）：它是由鄧小平在中美建交後不足一個月出訪美國首都華盛頓時親自宣布，可見其訪華演出的規格是國家級的。
選擇波士頓樂團很大程度跟樂團總監小澤征爾有關。1935年在瀋陽出生的小澤，童年在北京渡過，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文革一結束便到北京中央樂團拜會中國同行。兩年後再赴北京，帶著已故父親的照片訪查兒時住處，期間更首次執棒指揮中央樂團交響樂隊，演出了出自吳祖強手筆但在文革遭禁演的西洋弦樂版《二泉映月》和《草原小姐妹》琵琶協奏曲，兩場音樂會哄動京城。因此由他親自帶領波士頓樂團訪華合情合理，不作他選。
鄧小平高調宣布波士頓樂團到訪亦有其歷史背景原因。1973年費城樂團破冰之旅引來全球矚目。江青不僅出席以營造文藝旗手身份，更臨時要求加演貝多芬《田園》交響曲，但卻又在樂團返美後不久發動全國批判貝多芬等巨匠創作「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無標題音樂」，又要求費城指揮奧曼第不要演《二泉映月》。之後又因一首《台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曲子，中美雙方爭持不下，結果本來1975年3月赴美演出的中國藝術團整個行程胎死腹中。總之中美在音樂交流上可謂一波三折。費城樂團更因訪華後無端端發生的反西方音樂浪潮而一直含冤負屈。
交響樂的「黑貓白貓」
1979年波士頓樂團訪華正是有這個「先」要「承」，既為中美文化交流，更是音樂方面的撥亂反正，而這也是鄧老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掌舵後在外交、內政的首要任務。明乎此，便不難明白他為何在百忙中仍親自出席波士頓樂團在京的首場演出。他亦快人快語，坦然承認對音樂認識不多，但卻喜歡任何能促進友誼的音樂。這簡直是個交響樂的「黑貓白貓」論！
該場音樂會的節目也很有意思。開始的是格什溫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結束的是法國作曲巨擘白遼士的《幻想交響曲》。兩首都和法國有關，未知是否跟鄧小平曾勤工儉學留學法國有關？至於夾在兩首西洋作品中間的，正是一年前小澤和中央樂團合作過的《草原小姐妹》協奏曲，獨奏是作者之一的琵琶大師劉德海。正如著名中國指揮家鄭小瑛會後所說：「我們不僅第一次聽到美國現代作曲家格什溫……也是第一次聽到由一個外國樂隊為我國民族樂器演奏家擔任伴奏。」樂隊最後加演了《白毛女》交響組曲選段，其中一段獨奏片段由大提琴樂師Martin Hoherman拿著板胡客串，博得全場掌聲。
這位已於1998年高齡辭世的大提琴家生前對以上北京演出有如下的回憶：「當我得悉鄧小平先生和宋慶齡女士到場觀賞演出，我的心跳突然加快。演出完時，我留意到鄧先生向著我致以笑容，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同樣歷史性已成絕響的，是波士頓樂團在京的第三場演出，那是中美音樂交流的真正高潮。音樂會首先出場的是東道主中央樂團，為波士頓樂團首席斯華斯坦（Silverstein） 獨奏的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作伴奏。但最為哄動的是在下半場，由波士頓、中央樂團全體樂師合演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在小澤征爾棒下，總人數達217位樂師、中西樂師共用一個譜架的安排下，奏出的音樂響徹坐滿一萬八千人的首都體育館。
中美音樂交流還在波士頓樂團回國後延續。鋼琴家劉詩昆和琵琶大師劉德海隨團赴美，在那裡分別重演在北京演出的李斯特《第一鋼琴協奏曲》和吳祖強等《草原小姊妹》琵琶協奏曲，之後更錄成唱片，由荷蘭菲利浦製作發行（編號——CD：470353-2G，黑膠：9500-692），唱片標題以中英文排列，附以多幅珍貴照片，但更重要的是保存著中美音樂合作的歷史錄音。
開啟音樂交流的時代大門
講完「承先」，「啟後」方面首先最直接的，是使中國的交響樂演奏大門敞開了，東、西方樂團像朝聖般紛至沓來到北京演出，大有「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勢頭。
就在波士頓樂團3月奏畢，在同一年緊接而來的樂團、獨奏家等有4月的法國里昂樂團、6月的澳洲青年交響樂團以及美國小提琴家艾昔．史頓、8月的日本旗艦級NHK樂團、10月至11月間的卡拉揚及柏林愛樂、11月的羅馬尼亞埃涅斯庫樂團、12月的英國小提琴家曼紐因，最後是小澤征爾第四次重訪北京，帶同四位波士頓首席，和中央樂團合演三場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以歡快的強音結束了開放改革、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第一年。
30年過去了，期間不少美國頂級樂團、獨奏家、指揮家都先後到北京等城市演出、交流，例如去年的紐約愛樂、今年的芝加哥交響樂團等，不但在美輪美奐的國家大劇院、上海大劇院演出，樂團主力成員中更不乏華籍樂師，例如紐約愛樂的副指揮張弦、雙簧管首席王亮，芝加哥樂隊首席陳慕融等等。可見幾十年來各方面變化之鉅大。這都跟1979年波士頓的「啟後」有一定的關係。
幾番波折 惜未能重訪
可是也許有人會問：波士頓樂團既然擔負了「承先啟後」這個關鍵的歷史角色，它30年來可曾像費城樂團那樣重訪北京，為新一代中國愛樂者奏樂？
事實上，波士頓樂團在小澤征爾2002年退任總監前有兩次訪華的機會，可惜都沒有實現。一次是在1989年11月樂團到香港為新建的文化中心音樂廳作開幕演出。當年亦是中美建交十周年，不幸地受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影響，樂團可謂過其門而不入。
第二次則是在1999年5月，原訂在12、13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兩場盛大演出以紀念中美建交二十周年。一切準備就緒之際，突然傳來晴天霹靂：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在5月7日被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炸毀。事件震撼全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更受到連番抗議，還一度受砸。在如此情況下，波士頓訪華之旅被迫取消，但小澤征爾卻按原訂計劃單人赴約，更在中央音樂學院給青年指揮進行輔導，未受不幸消息影響其愛樂精神。
波士頓樂團與中國的音樂緣份基本上隨著中美關係發展軌跡而成為歷史的一個縮影。三十年前歷史賦予它一個特殊角色，就像一首強而有力的歡快序曲，永遠存在人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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