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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納禧
那些已被讀者認定為小說家的人物，往往都可以文字建構一個很大的議題，或者一個想法、一種宇宙觀，並非靠三兩天追看他們的小說，就能明白的一幅偌大的心靈地圖。
這種說法假若給黃春明聽到了，他未必會贊同。因為在他心中，小說與小說家都彷彿應是自然而來的事，沒什麼建構不建構的，要是讀了、感動了、寫了，就造就了一本小說的誕生，「好的文學是能跟大眾溝通的東西。這就是我的路，為人生而藝術，為人生而文學的，為人生而寫小說的。」
為人生而藝術嗎？一個彷彿不再是這個世代會談的課題，於是我想，一切又豈如黃春明口中談及般簡單？
多條腿走路 拯救孩子心靈
很難用一個說法就把黃春明和他的藝術定位清楚。對許多人來說，他是一個小說家，1956年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清道夫的孩子〉，在六十年代陸續寫下了〈青番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啦，再見〉等關注社會小人物、貧農命運的小說，因而後來成為了台灣文學史上記載六、七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鄉土文學作家之一。正如他今年應約擔任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的駐校作家，同樣是本著作家、小說家的身份出席。
但更多人知道，在小說以外，黃春明有更豐富多元的藝術領域。
記者、編劇、廣告企劃、導演，乃至近年兒童戲劇、歌仔戲、地方戲的編導，閒時還有演會畫，幾乎數得出的藝術形式，看的畫的寫的聽的，黃春明都曾涉足。說這與社代轉變有關，無疑是一大原因，「我是個會做很多東西的人。七十年代正是台灣轉型的時候，每個人都很忙，而且大都轉看電視了。當時對小說有很大的無力感，因此我也跑去做電視，當時台灣的布偶戲很受歡迎，但內容不好，都是打打殺殺的，因此我就重新寫了一系列的偶戲；後來1973年我還做了一系列介紹台灣各行各業的紀錄片，從來沒有停過，只是藝術的形式變了。」
「後來我弄電影，然後又回到小說，可是近年發現我們社會對小孩子的教育是錯誤的，要他們補習、讀書，好像把他們都壓縮在一個時空小小的生產線上，都是為了考試，都把小孩子寵壞了，所以就開始弄小孩子的讀物和戲劇。」
明言受文學寫實傳統影響極深的黃春明，在藝術上一路走來其實都脫不了和人的關係，就記得訪問開始時他笑說少時躲在圖書館看禁書的日子，一大批左聯作家和當時蘇聯的作品，因此才早慧地對社會有了憂患意識，創作了早期如〈看海的日子〉關懷妓女困逼生活，或〈兒子的大玩偶〉反映殖民經濟剝削等揭露社會問題的作品；到了現在對社會上普遍小孩子素養下降的關注，多少顯露出如魯迅「救救孩子」般的悲憫心腸。
「我對小孩子做得很多，因為小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寵愛小孩子，對小孩子的觀念卻錯誤了，使他們一批一批的仍沒有變好。他們現在的情況是，有物質生活而沒有精神生活，缺乏精神生活，就沒有所謂的心靈，就沒有所謂普世的價值，只有個人價值、個人想法，以及滿足個人的東西。所以我就為小孩提供戲劇，是讓小孩看得感動的戲劇，且希望看完後令大人小孩有共同的話題，甚至不是一個晚上而已，而是可以讓他們談上好幾天的話題。」黃春明說。
空氣中的哀愁 把老人放生
積極搜羅、改編地方戲，望以通俗藝術形式為大眾重新注入心靈的養份，是黃春明近年的主要工作。然而，他並沒有放下小說的行當，誠如他所說，當小說影響力轉弱的時候，他就轉到另一藝術形式上，目的全為了接觸大眾，為大眾帶來正面的影響。到了九十年代，他又重新發揮小說教育民眾的重要性，寫了一系列以老人問題為題材的小說，並在1999年出版了結集《放生》。
「老人家來得更勤，沒有一天不聚集在這裡反芻昔日的辛酸，慢慢地咀嚼出幾分熬過來的驕傲和嘆息。」〈現此時先生〉
九八、九九年是黃春明寫小說的另一高峰。《放生》內收的十篇作品，由〈死去活來〉中藉寫八十九歲死去又活過來的粉娘對倫理疏離的反諷，〈售票口〉中老人為子女排隊買票所發生的種種狀況，以至〈放生〉中借老夫婦金足及阿尾之口訴說政治勢力侵害農村等故事，明顯地都把焦點放在老人問題之上。
「在台灣，老人問題是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單元。社會高齡化，農業破產，農村的人口往都市跑去，致使都市的人年青，鄉村都剩下老人了，甚至連田都沒有人耕種了。但台灣的老人對社會絕對有很重要的貢獻，可是現在老人都被遺忘在農村中，過孤苦的生活，甚至孤零零地死去。可是我不能說是子女不孝，而是根本無辦法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老人也不習慣在都市生活。」
「因為都市的生活不同了，已經無辦法容納從前三代同堂的情況。以前是家庭產業，一家人都種這一塊田。現在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都成了個人產業。台灣的社會結構已經改變，老人被冷落，而政府也沒有好好實施政策，所以我把老人的孤苦化成小說題材，跟以前寫的小說一樣，為了表達這些貧苦農民都有很令人尊敬的人格，比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更了不起。」
這是黃春明再次對社會問題直截了當的書寫，我們身在其中，處處發現高度的人文關懷，教人著驚也教人慚愧，僅僅就文學而言，有多少年沒看過如此情感溫熱的寫實小說？而由小說直面人生，這幾年社會給我們的感覺，無疑，真的很冷，如是到達小說中的絕望處，幸而這往往也是黃春明小說令讀者破涕為笑之時。以文學救濟人生，黃春明直言是唯一的出路，為人生而藝術。
棄絕主義 寫實人生
時代轉移，台灣文學界於八、九十年代也進入了西方文學思潮風氣雲湧的時期。黃春明憶述，當女性主義在文學研究上流行的一段期間，曾有學者將〈看海的日子〉重新拿出來，說白梅這妓女角色是侮辱女性的寫法，這於黃春明來說是不甘的。他指出，現在學院派都用很多的理論來解讀文學作品，小說闡釋權都落在研究身上，無辦法回歸到大眾讀小說的人身上。但黃春明認為，小說就是用來跟大眾溝通的工具，就是將自己的感動，也跟讀者分享，但寫作的原初，卻不是因為讀了哪門文學理論而把它強加在文章裡頭，道理正如就像「人不懂營養，但總會懂得食」。
因此，他近年在台灣各所大學教授寫作，以至今次來香港參與工作坊，都不旨在教授文學理論，又或寫作的技藝，而是強調生活經驗的重要性。
「寫作就是，我自己覺得有一些感動的東西要寫，我就去寫。寫作要有材料，所以要閱讀，要有生活的經驗。在學校時老師教寫文章，就是用標點、造句，從頭到尾將句子寫成一段文字的過程。可是，要寫什麼？有沒有東西可以寫？這些問題更加重要。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人，認為寫出來就是作品，看不明是讀者的事。而我是為人生而藝術的，要跟大眾連一起，要大眾喜歡看，看得明白。因為文學作品就是為提升大眾的素養，大眾的素養好，社會就不同了。」
「我現在就是要講一個理念：為人生而藝術，為人生從事文學，為人生創作，這個理念是最重要。小說的讀者也好，創作小說的也好，小說就是寫人生的東西，但現在人跟人的關係已經愈來愈遠，我就要把它拉回來，因為所有有價值的文學要有人文關懷才有流行下去的意義。」
多閱讀、多經驗，為人生而藝術，聽起來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我很猶豫，在這個消費主義物慾縱橫的年頭，又談何容易？不過有一點可肯定，就是黃春明對他的這個理念，也將是此志不渝的，並且通過文字及其他不同的藝術形式將此承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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