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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溯閣本《四庫全書》
李國濤
讀書有不同的境界。只說兩種，一是求知，一是要人知。要人知者必炫學顯己，以博得聲望、功名之類。而求知者則深遠得多，而且有時可以以功名及生命作犧牲。分明，後者顯得更崇高，實際上也更有成就。從古到今，莫不如此。要說讀書最多的人，在中國大約紀昀要算其中之一。他編《四庫全書》，看書能少嗎？乾隆皇帝檢查又緊，稍有不慎就會受申斥，扣薪金；這種處分，他都受過。據說《四庫全書》的總目他都過目，有些是他所寫。魯迅晚年向讀者講這部書目時還說，要細看，甚至要背誦，可以終身受益。可見紀昀寫得真好。這要費多大功夫？這麼讀了一輩子書，還讀不夠嗎？不夠。差事辦完了，退下來了，他還作詩云：「擬築書城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頗表遺憾，說老了，買書，抄書，專門學問，做不成了，只好寫點《閱微草堂筆記》，像蘇東坡一樣，談狐說鬼。還有更早一點的，也就是清初學者朱彝尊。他是詩人、學者、藏書家，也是刻書家。他本來在朝廷之內工作，可以讀到人間難見之書。但是，他鬼迷心竅，還要私自帶一個「書手」進入史館，抄寫由四方民間搜羅到的書籍。結果被人告發，受了處分。那個時代的真正讀書人，讀了還怕記不住，要抄一份保留。我記得他與顧炎武到山西來，就曾一起抄某部書。當然，那次是僱「書手」抄的，幸而那位地方官很好，替他出了費用。清代藏書家葉德輝《書林清話》還有一則專門記朱氏刻書的認真不苟，讀了令人敬佩。真能進入學林的學者，大約都是這樣的。順便說一下，我原以為，抄書這種事，也只是發生在古代或近代，那時印刷不便，更不能複印。可是就在前幾天，我在《中華讀書報．家園》（2009．2．11）讀到凸凹的文章，其中說到作家蘇北喜愛汪曾祺作品，蘇北自己在文章裡曾說，他曾把汪氏《晚飯花集》抄了一遍。我看那本集子，大約有二十多萬字吧。他肯定不是怕丟失此集中的作品，汪氏文章現在隨手可得。他這是出於「粉絲」的狂熱、癡迷、苦戀，也是真正的書生氣。抄書固然在當代已很少見，但讀書精神與以往是相通的。
現在就要說到另一類，讀書為了炫己邀寵，功利之極。且說與朱彝尊同時的高士奇就是其中的代表。我想起蔡元培先生以「索隱法」研究《紅樓夢》時，說書中之寶釵，乃影射高士奇者。因為寶釵「陰柔」，會來事。而且寶釵又有一個金鎖，而高士奇則運用「金豆」辦事。「金豆」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高士奇當上翰林院侍講，入值南書房，那可是天天與皇帝見面的，伺候文字方面的事情。而高士奇這人，不學無術，怕皇帝某日會問起什麼書上的事，自己答不上來，那就可能丟臉砸飯碗。於是要「備課」。怎麼備？他口袋裡經常裝著金豆，賄賂太監，以便向太監打聽皇帝近日都讀些什麼書，讀到哪一頁了，等等。這樣，他就去準備，等皇帝問到，他就可以流利回答，博得一個好印象。據說當年高士奇在皇帝面前很吃得開。但真正的學人就看不起他，朱彝尊與他同事，就看不上他，結成仇人，受他構陷。近人孟心史說高士奇不得不「養門客以為捉刀人」，許多著作都由門客作成。所以當他「寫」成書，求序於同事秦松齡時，秦不答應。那時候，求序而遭拒，是很大的恥事，故而高、秦兩人也成了仇人。可見不同路數的讀書人，實是很難相處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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