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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論中日文化，論國是，每多卓見。 作者提供
黃仲鳴
司馬長風的「秋貞理」做得「有聲有色」，教誨了不少的青少年學生，成為他們心目中的「青年導師」。其實，司馬長風在每一個領域上，如小說、散文、政論，甚至文學史、當代史方面，都沒有交白卷。他最為一些學者專家非議的《中國新文學史》，近年，也有學者站出來，如陳國球教授便為他討了個公道：
「當然，我們無意說唯情的『文學史』論述比緊守學術成規的著作優勝，也不能為司馬長風的草率隱諱；在此，只想再思『文學史』的論述是否與科學客觀、邏輯嚴謹、摒除主觀情緒等學術規範有『必然』的關係。『文學史』書寫最大的作用是將讀者的意識畛域與過去的文學世界作出連繫。讀者對這種連繫的需求，可能出於知識的好奇，可能出於文化尋根的需要，可能出於拓展經驗世界的希冀；作為『文學史』的敘述者，為甚麼一定要有莊嚴的學術外觀？為甚麼不能是體己談心的寬容？正如文學批評，既可以是推理論證、洋洋灑灑的著述，也可以是圍爐夜話的詩話劄記。西方『文學史』著述中既出現了如《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Emory Elliott et al.）、《新法國文學史》（Denis Hollier）等不求貫串的反傳統敘事體，而贏得大家的稱頌，我們為甚麼容不了一本與讀者話舊抒懷的『文學史』？」
這番話實在中肯，可窺陳國球的識見。
我認為，司馬長風最大的識見，還在於政治上的識見。他有一部書，一部既譯自日文又夾雜自己文章的書：《捋龍鬚的人》（香港：文藝書屋，一九六九年一月），對中日文化、六十年代的文革、毛澤東都有所論述，依今看來，仍饒有興味；尤其是對當年日本的一些學者、英國大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觀點，司馬長風都引為同志。當然，他們不對和誤解之處，司馬長風都有所批評。
所謂「捋龍鬚的人」，是其中一篇章的題目，司馬長風只是借來作書名，認為統治者像「張牙舞爪」的龍，「持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總難避免捋下龍鬚，不小心觸到逆麟，就要死傷於龍牙龍爪之下」。這一系列的文字，寫於文革烈焰之時，實是「逆麟之作」。
例如湯因比和日本學者對談時，指毛澤東之後，將有「面對實際的政治家出現」，這一預言便深具史識、史見的眼光。司馬長風逝世於一九八○年，中國已邁向「新時期」，他必然「引以為傲」，第一時間將湯因比的見解引進中文界來。可是在那時，日本學者和他，都沒著重這一點大書特寫。至於湯因比說毛「是非常的大哲學家」，司馬長風為之闡釋曰：「毛太好理論，不務實際。」則是「點睛」之言。
另如司馬長風闡釋哈佛大學許渥茲（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的話說：「中國未來的社會主義，並非教條式的社會主義，等於說，顯然並非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看舊書而能看到這些「預見」，驗證於今日的中國，豈能不令吾輩大為歎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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