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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胡恩威《經濟危機 文化機遇？》
木子安 （媒體工作者）
《經濟危機 文化機遇？》
作者：胡恩威
出版：E＋E 進念．二十面體
《經濟危機 文化機遇？》是胡恩威將過去幾年刊登在各報章、雜誌的評論短文集結成書，主要分成8個部分，論述範疇涉及文化政策、博物館、圖書館、創意工業、西九文化區、教育、資訊媒體及城市規劃。不可忽略的是，書本開首及每個章節之前，都有作者配以插圖，細心歸納的撮要，有助了解全書脈絡。
胡恩威是進念二十面體的行政總裁，而進念二十面體是受香港政府資助的其中一個主要文藝團體，他與政府官員交手的經驗豐富，因此他在《經濟危機 文化機遇？》一書中，對政府的批評尤為尖銳，無論是康文署的僵化、博物館的管理不善，乃至圖書館職系反對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由公務員（政務官）的外行人，領導藝術文化發展，只會事倍功半。
對這個現象，胡恩威的主要解釋是，政務官只屬通才，未必懂藝術；其次政務官採取輪任制，由於藝術文化「政績」難以量化評估，所以凡事拖字訣，「捱」過3年便算。然而胡恩威卻同時指出，政府是所有文化政策參與者中，擁有最多資源及最有影響力的，亦極力主張政府重組架構，將分散在各政策局及署的藝術職能，集結至新成立的文化局，統籌發展。
對於這個看似是矛盾的命題：「一方面不滿意由政府（政務官）主導文化政策，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做得不夠」，或可在書中「火龍飛升創業沉淪」一文找到答案的端倪，他認為在設計香港飛龍標誌時，應參考北京挑選奧運標誌的方式：整件事雖然由官方牽頭，但落實細節卻由專家主導。若套用在香港的文化發展，則可解讀為是由政府 （即書中倡議的文化局） 在參考專家意見後，定出文化政策的大架構，然後再將權力下放至各民間藝術團體，做到百花齊放。
然而筆者卻留意到，書中胡恩威對各大藝團的管理不是沒有意見的，在「香港藝術的黑箱作業」一文中，就不滿香港話劇團揀選藝術總監接任人的方式，亦質疑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一直懸空的解釋。因此如何進一步釐清藝術團體與政府部門的互補呢？這是讀過《經濟危機 文化機遇？》後，值得讀者繼續深思的。至於書中建議的政務官專業化，在政改舉步維艱下，看來很難實現。
但能夠肯定的，正如胡恩威所言，政府再不能以「不管就是最好的管」來作藉口，推諉全面檢討文化政策。香港政府向來都是以放任自流（Laissez-faire）或積極不干預的政策而自滿，雖然曾蔭權曾提出修正，指這些政策已過時，但這仍是大部分公務員奉行的教條。可是只要回顧歷史，就可知道香港起飛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麥理浩在1971年尾接任港督後，雷厲推行成立廉署、興建公屋及居屋、落實九年免費教育等一系列由政府強勢主導的改革項目，及至80年代的港元及石油危機，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等，政府的角色都是舉足輕重。
從胡恩威的角度看，藝術文化創意，是由投資者、管理者、創造者、經營者、消費者所組成，而政府就是最大消費者（政府外判工程）、管理者及經營者（康文署），因此政府對推動藝術文化責無旁貸。
全書另一個精彩的地方，是關於香港人的論述，尤其「香港精神病」一文雖短但罵得痛快，香港人的即食、抄襲、跟風、八卦、功利等心態，由來已久。事實上，甚麼最能觸動香港人的神經呢？ 既是股市升跌、亦是飲飲食食。但最令筆者不舒服的，是「金融中心」4個字，君不見當國務院宣布要將上海在2020年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後，部分香港記者每逢見到中央領導人，都希望領導人賜言：「香港做得好」，稍一聽到批評，即渾身不自在。或許讀者可從書名《經濟危機 文化機遇？》領悟一下，香港在經濟危機下，與其再日夜苦思，寄望「阿爺」大發慈悲、股樓齊升，倒不如躬身自省，從內部各個層面思考如何自我改善，令香港踏上另一個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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