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高考1977》劇照
——觀《高考1977》有感
葉 開
一九七七年底，停頓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復，徹底改變了上個世紀中國大陸後半程的歷史走向。高考制度，是那個時期大陸極其狹窄的人生道路中的光明之途，幾百萬原本前途迷惘的知識青年，終於可以依靠自己努力學習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了。
高考制度的恢復，否定了「文革」時期的知識無用論，撤銷了此前三十年的階級成份決定論，很多被打壓到十八層地獄者，於絕望中看到了曙光。為期長達近三十年的知識人受打擊被流放，幾百萬知識青年遭發配去下鄉，大陸知識界受到的公開侮辱和損害也終結了。
中國當局恢復高考的舉措極其深遠的影響，決定了此後三十年的國家命運與經濟文化趨向。
從恢復高考這個特定的角度，重新回溯三十年前那個改變中國命運的重要歷史瞬間，是一個綱舉目張的絕佳點子。上影集團投鉅資拍攝的影片《高考1977》，通過一群在東北某農場勞動的上海知青在高考前後為自己的命運而努力的辛酸悲喜，力圖切入那個微妙的時刻，可以說是在合適的時間做了一件合適的事情。這部影片能夠引起人們的注意，跟題材的高度敏感和切身記憶有很大的關係。
《高考1977》有三個故事線：農場場長老遲和知青潘志友兩個男人從摩擦到溝通最終達到相互理解的過程，是電影的核心元素之一。老遲是退伍軍人，為人粗魯，性格暴躁。他一心要留住潘志友，甚至不惜阻止知青們參加高考。這個故事的側重點在老遲身上，是大陸電影褒揚「質樸勞動人民」的典型手法。「粗俗而真誠」的農民這類人物形象，長期以來都凌駕於「斤斤計較思想落後」的知識人之上，有才能的知青潘志友同樣受他的感化，決定放棄高考留在農場。
故事之二，是潘志友和女友陳瓊在東北插隊時的苦難人生中悄然開放、令人心碎的愛情——他們的感情壓抑而又激烈，無言而狂放，期盼又絕望。這是苦難之花，也是傷心之花。但是電影在他們的關係上，缺乏明確的指向性，不知道要用這個關係來表現什麼。最後，編導人員使出了下下策：拍床戲，讓女主角全裸。
故事之三，是「歷史反革命分子」陳甫德和他受盡屈辱的女兒陳瓊的家庭破裂、父女情仇的故事。
這三個故事，相當複雜地穿插在一起，並無明顯的主次之分—雖然看起來潘志友和陳瓊是男女主角，但是大陸丑星孫海英着力演繹的場長老遲卻把白皮小生王學兵扮演的潘志友壓住了。編導人在切入這個歷史時期時，似乎並沒有想明白到底要把影片的重點落在哪裡。只能把電影割成三個部分，企圖多側面、全方位地表現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殘酷/溫暖，愛情/絕望，分離/重聚。
我個人一開始就對這部以高考為表現立足點的影片抱有極大的期待。電影熒幕上，鄙陋、頑劣、醜惡、弱智和低俗的趣味，多乎久矣。對所謂傳統人性的醜惡的發掘，延續了魯迅在《狂人日記》裡的「吃人」主題，並且將這個偏激的、在社會嬗變、動盪和革命交纏不休的觀點，具體化，圖像化，其典型的代表，在文學上是「尋根文學」作品，在電影上，是《黃土地》、《老井》、《紅高粱》和《黃河謠》等「西部片」。
這些作品裡的醜陋中國圖像，以獻醜的方式博得了西方的稀疏掌聲，並且再度疏離了普通觀眾和現實的關係。人們只能通過小道傳音的方式來理解自己當下的生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大陸「新時期」文學初期，人們以反思人性在特定時期的扭曲為題材，主人公大多數是飽受折磨的知識人。他們的痛苦，由身體而至於精神，是高層次的痛苦。例如張賢亮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綠化樹》裡的迷惘而苦悶的主人公章永璘，在痛苦的飢餓和尊嚴的破損中，仍然苦苦地思考人性的本質問題，並且通過馬纓花這樣一個美好的農村婦女的形象，提出了一個善良人性的訴求，同時還在拚力維持着指示人的基本尊嚴。
後來，電影跟隨着文學中的「尋根文學」熱潮和電影的「西部片」盛行，大陸文化界開始流行起了「惡敘事」。銀幕中歪瓜裂棗的丑星，變成了影片裡的主角，並且以邪惡和兇殘的方式，完成了對人性中狂躁特性的追憶。整個電影界的敘事開始了急劇的轉變，畫面由溫和而變成了慘烈，人們由現實而進入了寓言。
大陸文化界對知識人和知識階層的痛苦反思，還沒得到展開就戛然而止。此後二十年來，熒幕上以人性惡為基本的思考邏輯，以丑星作為粗糲本質的叢林敘事，成為了主流。這種惡敘事，是對十年「文革」時達到了頂峰狀態的破壞的有趣呼應。「文革」時，紅衛兵在最高指示的激勵下，到處砸破粉碎火燒，全國範圍的傳統文化古跡和典籍遭到了毀滅性破壞。十年以後的「惡敘事」，似乎是這種「焚書坑儒」的熱情的繼續，再度將文化打入冷宮。從「恢復高考」這個重大事件而引發的大反思，還沒有真正展開，就被引入了歧路。
《高考1977》裡陳甫德和他的女兒陳瓊的悲歡慘劇，在這種「惡敘事」的背景下，反而變成了鮮亮的「異舉」。
陳甫德是一個普通中學教師，卻有一個可怕的身份：歷史反革命。在那個時代，這個「邪惡的印記」不僅意味着他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永世不得翻身，還會牽累妻女並導致家破人亡。陳甫德長期遭受羈押和批鬥，跟髮妻被迫彼此分離而最終天人相隔。女兒陳瓊因為他的連累，從小遭到了讓人窒息絕望的歧視和打擊，而開始對父親產生了仇視和憎恨心理。
《高考1977》裡，陳甫德從一個位居高層的老朋友那裡聽到即將恢復高考的消息後，冒險悄悄打開封存了各種書籍的學校倉庫，找出積灰的中學教材，隻身離開上海，踏上北馳的列車，開始尋找分離了近十年的女兒陳瓊。他要讓女兒參加高考，改變命運，獲取尊嚴。
陳甫德是一個在天都塌下來了，仍然挺直腰板，默默忍受，絕不輕言放棄的老一輩知識人的感人形象。可惜《高考1977》沒有意識到陳甫德這個人物形象的重要性，把他冷在一邊，而把大量的鏡頭浪費在孫海英這個新時期的丑星身上。他扮演的農場場長老遲，以所謂的質樸善良，展示着在一個特定時期的人性扭曲和對知識人的深切誹謗而造成的荒漠景觀。這種形象試圖告訴觀眾，老遲雖然粗魯、低俗、暴躁、不近人情，但是他的善良濃度，超過了大多數實際上或許更有價值的知識人。這種善良的特質，在此前的「革命現實主義」文藝作品裡大量出現，構成了一種畸形「階級敘事」邏輯下的典型革命群像。老遲從阻撓知青參加高考，到拚力幫助，完成了他個人的精神昇華，而使得電影的重心再度向他這樣一個新款高大全老農民的形象傾斜。
一部以表現那些年輕而已經飽受煎熬的知青們為了自己的前途而努力拚爭的影片，由此蛻變成了對老遲的偉大人格而感發出來的頌歌。這種電影敘事邏輯上的走偏現象，在中國大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以來，在大陸電影作品裡屢屢出現。這是大陸電影界失去了思考力和自信力的明顯病徵之一。 （透視《高考1977》系列．之一）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