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1967年，陳丕顯在上海人民廣場的萬人大會上被批鬥。資料圖片
——摘自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
1967年1月12日上午，張春橋、姚文元密謀策劃在人民廣場召開「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就在他們這次批鬥大會的前幾天，許多得知內幕消息的人通過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將消息透露給我父親（陳丕顯）及家人，說這次批鬥不同往常，可能會有大動作，要我父親做好準備。
1966年12月30日，我陪父母專門去了上海市警備區司令廖政國的家裡。回到家後，父親專門找我談了他對下一階段上海形勢乃至全國形勢會進一步惡化的預計，並且要我離開上海一段時間，如果有可能到北京去一下，見一見陳毅老總，把有關情況向他匯報，請他向毛主席、周總理反映上海的情況。第二天，我奉父親之命，離開上海北上。這是我父親被打倒之前我見他的最後一面，所以與父親告別的那一刻，我終生難忘。
我走後沒幾天，父親打電話給當時的空四軍軍長周建屏，要他想辦法把我弟弟東棋送到北京。一天晚上，周建屏派了一輛專車過來，還給東棋送來了一套帶帽徽、領章的軍裝及軍大衣、軍人證，另有一張飛機票。有了這些，東棋當晚在虹橋機場順利乘上了去北京的民航班機。
身披軍裝迎四人幫「生死鬥」
父親知道，張春橋一夥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1月12日早晨，父親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又特意穿上了一套新軍裝。父親當時不僅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還是南京軍區政委、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他有穿軍裝的權利。身披軍裝上陣迎接這場「生死鬥」，是我父親慎重考慮後作出的決定。他認為，穿着軍裝，造反派就不好把拳頭、棒子往他身上亂砸了。
這次批鬥大會後，我父親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關押，隨時隨地接受批鬥，一個多月後被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委會」的名義「隔離審查」。在長達八年的漫長歲月裡，我父親過着囚徒般的生活，飽受了「四人幫」及其同黨的殘酷迫害、折磨和凌辱。
毛批「上海人民公社」稱號
上海在「一月風暴」中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狀態。上海有49個區、縣、局單位，在三天之內被奪了權。各造反派還為了爭奪權力，互相勾心鬥角，上演了一幕幕現代版的「活鬧劇」。
2月5日，張春橋一夥又經過一陣密謀，在這一天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可是，對張春橋等把奪權後的權力機構起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個創舉，毛澤東並不賞識。毛澤東不但不許《人民日報》轉載「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有關消息，還嚴厲批評了張春橋。後來，中央專門發了通知，規定各省市不准用「人民公社」這個稱號。張春橋、姚文元只好把他們精心炮製的「上海人民公社」又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上海颳起的這股全面奪權「風暴」，在全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全國各地造反組織爭相效仿，一時動亂四起，武鬥升級，整個國家被推進了深重的災難之中。(三)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