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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秀枝
有人說，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
所以，「今天」的人們研究歷史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查閱「昨天」媒體的新聞報道。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中國，報紙雜誌是最基本、最廣泛的大眾傳播媒介。在數百種報刊中，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地位最為顯要；兩報一刊中，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又排名第一。
那幾十年中，排名第一的《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新聞評論文章，尤其是社論，一般體現着最高統治者的意志，代表着最高統治者的聲音，是實實在在的「喉舌」。因此，讀一讀當年《人民日報》的社論，對於想全面地了解那一段歷史的人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人民日報》的社論何其多也！就說21世紀50年代吧，它幾乎天天刊發長短不一的社論，有時甚至一天兩篇。在今日這個喧囂忙碌的社會中，對於一些想了解中國的過去，而又非專業歷史研究人員而言，要讀完那麼多的幾十年以前的社論，又是不容易做到的事。
而今，《社論串起來的歷史—從范榮康先生的講述中回首往事》一書的出版，為這些人提供了一條捷徑。
范榮康，原名梁達，作家諶容的丈夫，影視、小品演員梁天的父親。從1952年到1989年，范榮康先生在《人民日報》社工作近40年，前後親筆撰寫和主持起草了《人民日報》的許多重要社論。這樣的角色，使他成為當時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見證者、記敘者。
這位歷史的參與者、見證者、記敘者退休以後，在六七種嚴重疾病纏身的情況下，無力將自己親歷的歷史訴諸筆端；於是，他就採取口述的方式，將自己當年所寫的部分社論的台前幕後故事告訴《人民日報》社的晚輩同事袁晞先生，袁先生在寫《社論串起來的歷史——從范榮康先生的講述中回首往事》一書時，又將范榮康先生所撰寫的一篇或者幾篇類似的社論輯為一章，每章內容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范榮康閱改的口述記錄，主要回憶當年寫社論時的原因和社論發表後的反應；第二部分是當年《人民日報》刊發的社論原文；第三部分名曰「回望歷史」，是袁晞先生將社論所論及的問題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個歷史中進行敘述、評價。將每一章三個密切相關的部分讀完後，我們既可以感受到已經逝去的時代氣息，體味到范榮康先生那一代新聞從業者的艱辛與無奈，又或多或少地對中國社會中一些長期存在的問題進行思考。比如，從「1958年大煉鋼鐵放『衛星』」那一章中，我們得知，范榮康那時寫社論的原則，就是上面怎麼說他就怎麼寫，明知是違心話，也得白紙黑字地記錄在報紙上。那年的9、10月份，他連續寫了《祝河南大捷》、《祝廣西大捷》、《群眾運動威力無窮——再祝廣西大捷》等社論，社論裡不僅記下了河南、廣西某些縣日產生鐵數萬噸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而且充斥着「一天等於二十年」、「人定勝天」等豪言壯語。袁晞先生回望放「衛星」的歷史時，又提供了「大躍進」時中國各地糧食的「高產衛星」數據，以及作家康濯、科學家錢學森等人公開發表的，用「科學的計算」「論證」蔬菜畝產160萬斤、稻麥畝產4、5萬斤的文章。看到這些歷史材料，我們不能不掩卷沉思：當時，為什麼眾多高級知識分子都停止了獨立思考，成為歷史逆流的推波助瀾者？相似的歷史在中國還會重演嗎？
據袁晞先生說，本來，范榮康先生準備按時間的先後順序，將他在《人民日報》社所寫的重要社論都講述出來，分為「探索」（1952年—1957年）、「遵命」（1957年—1966年）、「災難」（1966年—1977）和「改革」（1978年—1989年）四個階段。不幸的是，在剛剛口述到1966年，也就是「災難」只開了個頭時，范榮康先生就被病魔帶走了。所以，袁晞先生認為，《社論串起來的歷史—從范榮康先生的講述中回首往事》是一部未完成的書稿，作為書稿的作者，他覺得特別遺憾。
作為讀者，我也感到特別的遺憾。但換一個角度想想，覺得，能讀到這部「未完成的書稿」，也未嘗不是一種幸運吧？
（袁晞：《社論串起來的歷史—從范榮康先生的講述中回首往事》，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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