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濤
我很喜歡,也很崇敬清末大詩人龔自珍,所以陸續買了《龔自珍全集》、《龔自珍編年詩集》和《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都是現代幾位專家精心編注的好版本。前幾天又細看了有關的詩集。據《龔自珍編年詩集》劉逸生先生<前言>,龔詩缺失很多,目前能找到的詩作共603首,實際上遠不是全部。佚失的詩有多少,也難說。
我感到奇怪的是,其中的一部《己亥雜詩》竟佔了315首。那就是他全部詩作的二分之一,或者,如果算上那些佚詩,也許有三分之一吧。當然《己亥雜詩》都是七言絕句,以「首」來計算,佔的數目會較大。但300多首總也是不少的。
請想,龔自珍生於1792年,死於1841年,享壽五十年。那麼,己亥這一年,只佔了他一生的五十分之一,但詩卻佔了一生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這真是奇跡。
己亥年是1839年,他不得意,或者還有什麼煩心事,離開北京,或者是不得不離開北京,回故鄉。那一年—其實細算只有八個月—他的詩興是那樣濃,感懷是那樣多,所遇皆能成詩,成好詩。讀那些詩,讀者感到他出口成詩,那樣自如,那樣隨意,真是天才。
難道詩人知道自己已經不久於人世了嗎?詩情噴湧而出,無遮無攔,瀰天漫地,留給後世讀者無價之寶。那一年,他是怎麼寫詩的呢?《全集》裡有<與吳虹生書(十二)>。那封信上說:「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詩戒,每作詩一首,以逆旅雞毛筆書於帳薄紙,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發簏數之,得紙團三百十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首也。」他出京之日不在正月,而在四月。這也就是說,他寫這三百多首詩的時間,只有八個多月。那麼算來,平均每天要寫一首或兩首了。天才固然是一方面,勤奮也是令人歎服的。
順便說一句,那信中所說,「往返九千里」,是指他回到故鄉,又返京去接家眷;逆旅,即旅店;簏,指竹簍、竹筐之類的東西。那時他來去匆匆,車船不定,實在是太忙,所以每寫成一首,就扔到一個簍子裡,到年終安定下來才加以整理。這個簏,就可以說是他的「詩簏」。
由此我想到,唐代有位大詩人李賀,他有「詩囊」之說。他是一位短命的天才詩人—他才活了二十七歲—從小就體弱。據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記載:「恆從小傒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查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所說大體如此。雖然錢仲聯先生《李賀年譜會箋》中以為這些說法並不十分精確,相關的人、地、事,都不得確證。這是史家的研究方法。
但是我以為這事的情理大體還可信。不管如何,一位詩人,日常間隨手寫下所感或所創佳句,回來再加以整理,這總是合理的。那個時代沒有鉛筆和硬皮小筆記本,只好臨時寫成一紙,投之囊中。那位母親每天要檢查孩子的這份「作業」,怕他做得太多,有傷身體,也是實情吧。
李賀(字長吉)的這個故事,流傳很廣,而且後來就有一個「詩囊」的典故,一說詩囊,就是這事。從唐李商隱作《李長吉小傳》以後,一千多年以來,這「詩囊」的典故就廣泛流傳於詩人、作家間,隨時訴之於筆端。
為什麼?因為合情合理,合實際。如果說李商隱寫李賀,或有傳奇之嫌,那麼清代龔自珍的事例可是他自己在信中說的,當然完全是實情,也完全可信。這種隨寫隨投入詩囊或詩簏,以後再加以整理的創作過程,也是合情合理。
不過,「詩簏」可以證明「詩囊」的真實,但「詩簏」遠沒有「詩囊」這一典故的影響大。一說詩囊,人人盡知,說起詩簏,就要加一些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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