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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兒女小的時候，作為父親的有時和他們玩耍。我曾說，爸爸老的時候，你們就是送來一包「鹹脆花生」，爸也是高興的。
兒女長大後，都是「打工仔」，並沒有自己創業的，他們各有自己的一個家，負擔不輕。我生活簡樸，從來沒有向他們要一分錢。他們也許有給母親的，我也從來不會過問。
前幾天，小兒子不知道去哪裡出差回來，突然送來三包乾果，分別寫上給爸、給媽、給姐姐。我把一包腰果拿在手裡，凝望那個「爸」字，想起往事，心情十分激動。
小兒子也已年過四十。記得他小的時候，正是我在工作中最艱難的時刻。那時候我所主持的學校經濟困難，既要抗拒港英的政治壓力，又要籌款維持學校運作。我們夫婦日以繼夜工作，大女兒已送去廣州上學，在「文革」中下鄉插隊，大兒子提早進入社會當了海員。與兄姐相距十歲的小兒子方才十歲，正在讀小學的上午班。下午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人關在鐵閘內做功課，等着父母晚上歸來做飯。後來我用筆名寫了一篇題曰《我和我的小兒子》的短篇小說，刊在一九七五年九月號的《海洋文藝》上。
談起往事，也正像魯迅先生在《風箏》這篇著名的短篇上提到的「精神虐殺」的一幕。不過他寫的是和弟弟的故事，而我卻是欠了小兒子小時的一份情。
我老了，小兒子也已踏入中年。要說「精神虐殺」，也許小兒子都忘了，也會和魯迅的弟弟那樣，說「有過這樣的事麼」，而且驚異地笑着。
小兒子最喜歡做出一個半苦笑的表情，這可能是一種習慣，我卻是幾十年都記得他從小到大的這個「臉譜」。
一包腰果，在包紙上寫上一個「爸」字，引起我既甜蜜又辛酸的回憶。人畢竟老了，最容易想起兒女童年的往事，也喜歡看看他們兒時的照片。有一天他們也老了，會不會繼承父親的這一份感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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