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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徐海煒
香港有一群很特別的人，他們與新中國同年誕生，幾乎國家每次的變化，他們都有著血脈的感應，可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與共和國同齡，同樣是1949年出生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坦言，1949年出世的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特別強，可能是身處大時代的轉變期，當時是抗日戰爭後，又經過一輪動亂，才等來新中國成立。「我們49年出世的人，在一起談起與國家的關係，大家都會不期然地覺得自己對國家的認同比較強。」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香港人對身份問題各有所屬，當時的愛國分子更屬少數，不過仍有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對當時呈現一片朝氣勃勃、充滿雄心壯志的新中國頗為嚮往。譚Sir說，最大的表現是在購買國貨上，那時許多香港人都會到國貨公司買東西，感覺那裡的東西物美價廉，「我記得，當時豆豉鯪魚好受歡迎，仲有廁紙等日用品。電器當時就比較薄弱，但第一次出春雷牌收音機，我地都係爭住買，仲有海鷗牌手錶口忝！」
幼小承庭訓 嚮往新中國
父親長年行船在外，對國家強大的期盼很深，基層出身的譚Sir自小便受到家人和朋友對新中國的嚮往所感染，父親亦不時帶他去看國產電影。他憶說，當時香港搵食艱難，若要收入好一些，都是行船的，「海員漂洋過海，感受到外國人對自己的不公平遭遇，所以普遍都是愛國的。他們有時會訂閱《人民畫報》，或是看工會通訊，父親都是這樣的人。」
譚Sir續說，真正影響他參與愛國工運的，可能要數到參加工作之後，當時碰巧同事中有不少都是工會會員，亦有部分更是工會的創會者，愛國立場十分鮮明。他笑說：「工會與公司很近，只是隔條馬路便到，所以影響也就比較大。」當時自己十分年輕，便跟著同事一起上工會，參加工會活動，大家關係很融洽，又不時參加工會旅行，其後更開始參與工會的工作。
捨一己私利 全職做工會
「捨小家為大家」，80年代，譚Sir毅然放棄私人機構的職業前景，轉做工聯會全職。他坦承，這個人生的抉擇，很大程度是受到對新中國強大的嚮往所影響，自己也開始變得比較不計較個人的利益，「覺得做工會很有意思，便決定去工聯會做全職，放棄了原有的私人工作前景。」當時工聯會任全職，從未想過今日晉身議會，當日之想，不過是為工人服務，「我當時無計較過做工會是否有前景的問題，有沒有較好的收入，這些都沒有考慮。」
四人幫倒台 反思舊認識
1976年四人幫倒台，不少含冤者紛紛獲得平反，形勢一片向好；不過，對於當時某程度仍被「蒙在鼓裡」的香港愛國人士，這個消息卻是不折不扣的大衝擊，譚Sir形容，那時一夜之間推翻了10多年的美好感受，「以前有許多事情原本是很神聖的，很偉大的，忽然發覺原來在黨中央內部，亦是爭權奪利，思想變得混亂。因為之前的宣傳是很正面的，但後來發覺原來並不是這樣，一夜推翻了。」
他續說，許多東西都變得要重新反思，以前常說要辯證唯物，事物本不應那麼絕對；4人幫倒台，對個人反思有很大幫助，開始正確對待事物，亦從中提升個人認識的水平，是一轉折點。他又半開玩笑地說，文化大革命時，內地的宣傳做得很好，很鼓動人心，對革命嚮往是幾觸動人心，但看到文化大革命，又感覺內地很亂，「又話破，又話立，搞唔清楚」。
盼國家強大 兒子名建宏
文化大革命已過30年，驀然回首，譚Sir總結說：「最怕內地再搞政治運動。」改革開放，大家都很期望國家有發展，「我們這輩人都希望集中精力發展國家，期待國家強大，我把兒子的名字定為建宏，意思正是要建設宏偉的國家。」
親歷改革30年 驚嘆換了人間
常言道：「百聞不如一見。」心雖嚮往新中國，但香港土生土長的譚耀宗，卻要等改革開放後，才首次有機會踏足北京，親身感受當時內地經濟躍躍欲飛的氣息。回望過去30年與內地的交流，他坦言，與當時相比，現在的內地轉變巨大。「當時，內地人根本不知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絕大部分都無到過香港，認識很少，眼光比較窄，不知道外面的新事物；今時今日，內地經濟環境完全不同了，追求的有時比香港人還高。」
當年惠州探親 跋山涉水
首次惠州探親，艱辛重重，跋山涉水，幾度轉車方抵家鄉，譚Sir憶說，當時感覺家鄉比較貧窮落後，鄉親生活也很艱苦，物質比較缺乏。參與工會後，譚Sir又參加工會旅行，「回家鄉的那條路，只是第一接觸的感覺，而工會層面則有不同，會看多些建設性的東西。」當時去肇慶七星岩，大家一去到就感到風景很靚，未見過這樣的山水美景，感覺到山河如此秀麗。
改革開放打開了對外的大門，亦打開了香港工會與內地的交流。譚Sir說，開放後，工聯會不時都組織不同行業工會去內地作交流，記得當時帶過電梯工人回內地，教內地人如何修理電梯，如何用零件、維護，「當時內地的電梯廠只有天津一間」。
如今工會訪京 包機往返
如今每年不時往來京港，回望首次訪京，譚Sir至今仍記憶猶新。「改革開放後，初期大家嚮往去北京，因為開放前去北京幾乎是無可能的事。首先，大家就想去北京，當時我在工聯會負責文化康樂活動，所以搞了許多北京旅行團，很受歡迎，一個星期去一批，每批上百人，連續搞了30多批，包架飛機去。一架接一架包機。」
酒店見證變遷 天壤之別
他憶說，當時難的是搵酒店和安排交通，北京當時沒有多少酒店，只有北京飯店。為了便宜，又要滿足會員需求，走去搵招待所，最終找到間名叫外國留學生招待所。雖然環境不錯，但大家仍然有些不習慣，因為房間裡沒有洗手間，要用公眾浴室。至於交通就更麻煩，「鐵路又極不方便，沒有直通車，但當時航班很少，要包機。」
不過，雖然訪京不易，但所見所聞卻令他印象深刻，「初去時，對北京第一感受是很宏偉，天安門、長城都很宏偉，接觸到的北京人亦不錯，不是凡事講錢，大家帶著感情去交流。」
「講數」爭權益 內地工會趨主動
改革開放30年，經濟發展急速，但勞資糾紛亦不斷增加，工會角色亦越來越吃重。同樣是工會出身的譚Sir認為，過往內地的工會比較側重於支持國家的各種號召，對工人權益的爭取相對不太主動，但現在他們對工人權益的爭取都主動了許多，與香港工會的做法已相差無幾。「現在經常可以見到工會出面與企業講數，提升工人待遇。」
勞動合同法 是個大飛躍
內地近年勞資問題越趨嚴重，中央政府決定制定《勞動合同法》，保護工人權益。譚Sir形容，內地工人現在比以前的保障多了許多，《勞動合同法》更是一個相當大的飛躍。雖然內地亦有批評這條法例，可能對經濟發展或投資有一定影響，但中央有決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要對工人的權益有更多的保障。他續說，內地工會地位一直都很崇高，工會主席都是兼任同級人大的副主任職。
貧富差距增 工會挑戰多
對於內地工會的轉變，譚Sir認為，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了，工人的期望亦高了，對自己權利的認識也增加了，有事時便要工會幫忙。「過往，內地工會比較側重於支持國家的各種號召，對工人權益的爭取相對不太主動，但現在他們對工人權益的爭取都主動了許多，與香港工會的做法已相差無幾。如果工會不幫忙，工人們亦會自己去爭取，反而令問題複雜化。」譚Sir又說，內地未來另一大問題是貧富差距很大，但亦看到中央很重視這個問題，如何支持農村、農民，社會福利做多了。
港人認知嬗變 公民身份凸顯
新中國迎來60華誕，全港各界團體由8月份開始，已一個接一個地舉辦慶國慶活動，令許多人都忙不過來。不過，回望60年前的香港，那時搞國慶活動只是「小圈子」人的特別活動。譚耀宗坦言，香港人在回歸12年來，已有很大的變化，層面亦寬了許多，「現在搞活動，大家都會起立唱國歌，懂得面向國旗，以前不會有這些東西。」
自稱香港人 也是中國人
香港不時有調查指香港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不過，譚Sir認為其中並無矛盾：「有時香港人都會突出自己，否則怎會講出要『港人治港』，中央都這樣講，認同香港人的特別身份。好少人會講自己是在香港居住的中國人，不應執著於這些名詞的問題。他說自己是香港人，不代表他不認同國家。」
他續說，現在愛國愛民族不是問題，主要是是否要愛黨的問題，「但現在又無人要香港人愛黨，不過共產黨是中國執政黨，你又不能不考慮這個複雜的關係概念。」其實，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比回歸前好了許多，回歸前許多人都覺得國慶事與自己無關。「香港人現在或到內地做生意，又或會到內地買間屋住，最起碼都會回內地旅行，大家與內地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根本分不開了。」
國家每逢災 捐助見真情
去年四川發生大地震，香港人紛紛伸出援手。譚Sir相信，香港人對國家和民族認同肯定是有的，如每逢國家受災時，大家都很落力捐獻，內地有任何需要幫忙的，香港人亦會義不容辭。
談起家中的愛國教育，譚Sir說，雖然兩個兒子並非如自己這樣從政，但對國家認同是沒有問題，「當然年輕人講認同，你要求他們很投入，花很多時間則未必，但認同國家民族，香港普遍是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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