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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黃納禧
2004年，李安憑《斷背山》登上了他電影事業的頂峰；2007年的《色．戒》進一步震撼華人影圈。自此，提及李安，每個人心目中不但多了一座斷背山，也可以是一場《色．戒》，前者教他悵然若失，後者則殘酷訴說了愛情中的背叛。
於是我們懷疑，是否每個人心目中都接受得了再多一個沉重的名詞──如「胡士托」？「這是一個快樂的故事」，原來第一個受不住的是他自己，李安說。
悲劇過後
有創作經驗的人大抵都會認同：創作，本來就是一種自虐。原以為「I wish I knew how to quit you」那種無法自拔的沉淪與壓抑已是極致，誰知道李安還留有一手，在神交張愛玲的同時將人性的肉慾全面「色」放。又怎能叫人不想：李安，關於愛情，你又如何戒得了？
戒不了，但他還是比Jack懂得保護自己一點，when he knew how to quit the tragedy，才促成了「胡士托」的發生。
「在拍這個（《胡士托風波》）之前，我已經拍了許多齣悲劇，而拍《色．戒》是我拍『胡士托』的主要動力。因為《色．戒》是我用力最深的一部電影，拍完之後我感覺需要走出來，喘一口氣。因為當時心情太沉重，心理壓力亦太大，我想拍一齣快樂的電影，讓自己輕鬆一點，讓自己健康一點。」
就在2007年末，當時李安正在三藩市準備《色．戒》的宣傳工作，碰巧遇上了即將推出新書的伊利拉泰伯（Elliot Tiber）， 而伊利拉送他的回憶錄《Taking Woodstock：A True Story of a Riot, A Concert, and a Life》正好合了李安的口味。
在荷里活打滾多年以後，李安直言對拍一般美國類型電影興趣不大；但因為美國對全世界及對他的成長歷程都有影響，因此他對某一個年代，或對美國影響極深的一些年份，尤其感到興趣，如較早年拍1973年的《冰風暴》，以及呈現1960年代懷俄明州同性戀牛仔實況的《斷背山》，李安笑說，這些美國人不會拍的題材，他看起來卻特別興奮。
「而這一次很不同。前兩部小說我是跟着原著去拍，尤其是《斷背山》，在我接手的時候劇本已經有，所以我只需將中間空白的部分填滿；而在《色．戒》中我則着力把小說的潛台詞都挖出來，包括她（張愛玲）不敢寫的東西，不太方便寫的都拍出來，可是我心裡面還是很忠於原著。只是這個memoir本身沒有角色，主角是怎樣不太清楚，也沒有故事性，所以今次我不是改編，是拿那些素材重新創作。」
胡士托 不起風波
40年前的「胡士托音樂藝術節」確是掀起了一場大風波。
60年代末的美國，社會上充滿各種的反抗聲音。隨便翻開一本歷史書籍，都可感受當時動盪的情況，二戰過後，人民普遍反越戰行為；科技則以飛速發展，人類首次登上月球；一波又一波革命性思潮相繼掘起，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就在1969年的夏天，將近五十萬個人參與了這場宣揚「反戰、和平與愛」的音樂盛會。
但其實李安鏡頭下的「胡士托」卻沒有大起大落的場景，甚至連事件中的焦點──音樂會，也不過在電影末段用短短數十秒的遠鏡交待──當然，李安早已言明，他並不打算拍一齣如當年Michael Lang（當年胡士托音樂會的策劃人之一）製作的紀錄片般的紀實電影，而是着重於主角伊利拉在事件中與家人關係的轉變，又他如何通過參與這具時代意義的活動去承認自己同性戀者的身份，正如電影中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如何在胡士托音樂會中體會到自由意志的真正含意。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很重要，能讓我重新去回味跟闡釋我的純真年代，並可以勾起集體對純真年代的回憶。胡士托是一個最高峰，同時也是60年代的迴光反照，因為過了3個月之後的滾石音樂會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我就以『胡士托』去對60年代的理想主義、烏托邦、純真年代和音樂作總結，而那個年代正好是我的青澀年代。」
電影以伊利拉回鄉幫忙父母經營旅館為起點。白湖鎮原為窮鄉僻壤，而伊利拉的父母經營的旅館又因生意不佳而面臨結業，原本在大城市從事設計的伊利拉因而被迫回鄉打理生意。他在偶然之下看見了名為「胡士托創作」的團體尋找舉行音樂會的場地，於是聯絡了負責人Michael Lang合作舉辦「胡士托音樂藝術節」，務求解決家中的經濟問題。
結果伊利拉在籌辦音樂會的過程中，不但認識了有易服癖的Vilma，並在Vilma的幫助下解開同性戀心結，走出衣櫃；在音樂會準備得如火如荼之際，伊利拉也漸漸成為了活動的代言人與中堅分子，最後成功完成了這一次劃時代的音樂活動。
儘管如李安所言，「那個純真年代不會再回來」，但對於這場表達了對當年嬉皮士、同性戀、社會邊緣分子的愛與包容的「小風波」──或許你也會跟我同樣，在見到伊利拉因感到重獲自由而與好友Billy在小山丘上激動相擁之際，發出會心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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