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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偉詩
早在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卡夫卡的七個箱子》2008年首演時，讀書會書友已向我大力推薦。當中「忠於原著」的忠誠度和拿捏作品的大小力度，尤為書友所激賞。2009年載譽重演的《卡夫卡》，亦樂於以「一齣卡夫卡的『舞台精讀版』，讓觀眾體味這位前衛文學家的創作生命」作招徠，並在《卡夫卡》場刊中大量刊出專家介紹文章及演員對卡夫卡其人其書的「讀後感」，似乎相當積極地要讓觀眾從劇場K一頓卡夫卡盛宴。
《卡夫卡的七個箱子》藉卡夫卡的遺囑執行人馬克斯．布勞德為第一身「說故事」，圍繞着卡夫卡其人其書歸納出關於卡夫卡的七個箱子，包括「父子之箱」、「刑罰之箱」、「動物之箱」、「愛情之箱」、「寓言與格言之箱」、「迷宮之箱」和「夢與死亡之箱」。其中「刑罰之箱」、「動物之箱」、「寓言與格言之箱」、「迷宮之箱」和「夢與死亡之箱」分別剪輯了卡夫卡的〈流刑地〉、〈蛻變〉、〈論寓言〉、〈格言〉、〈審判〉、〈城堡〉、〈頂層樓座〉、〈飢餓藝術家〉等名篇片段，再加以舞台的虛化和魔幻化再現。至於「父子之箱」與「愛情之箱」則主要交代卡夫卡在碩大無朋的父親陰影下的種種焦慮與掙扎，並將卡夫卡多次的結婚失敗歸因於父親的反對。這樣看來《卡夫卡的七個箱子》，的確是相當四平八穩地高度概括了有關卡夫卡的一切。然而，作為卡夫卡讀者和劇場評論人，我還是隱隱感覺到有幾點需要進一步釐清。
首先，《卡夫卡的七個箱子》以「父子之箱」為全劇的開端，似要把父親陰影視為籠罩卡夫卡孤僻反抗一生的潛在力量。及至「愛情之箱」分別與幾位未婚妻子之間的感情關係均以「父親反對」告終，看似順理成章卻輕輕放過了「寫作與愛情」在卡夫卡身上的競爭關係。卡夫卡在〈給菲莉絲的情書〉曾謂理想的寫作狀態就是於地下室閉關，只要有人從門縫中塞食物給他便好。他對婚姻的深切恐懼更源於擔心從此無法寫作，「誰搶走我的檯燈」成了卡夫卡怪異感情生活的核心夢魘。因此〈給菲莉絲的情書〉、〈給米蓮娜的情書〉的情書往來其實是卡夫卡「以過程為結果」的一系列「述行語言」（performative language）。換句話說，卡夫卡的愛情只存於「有血有肉」的書信寫作之中，現實中每一段情都無法開花結果。就目前所見，《卡夫卡》對於卡夫卡與情人關係的處理似略為簡化通俗化。
另一方面，曾經到捷克布拉格作實地考察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或者也會注意到卡夫卡的主要活動範圍為布拉格猶太區。猶太人卡夫卡在布拉格所面對的身份問題，乃至於寫作「布拉格德語」的弱勢文學困惑，在劇中亦隻字未提，只是在場刊中借專家之言橫向補充。關鍵是如果關於卡夫卡的重要信息只是刊印於場刊，那麼，是否意味着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始終未能擺脫「劇場說故事、文字詳議論」的傳統思維？或者由此可以理解，「寓言與格言之箱」部分的「格言」由於缺乏故事性，《卡夫卡》只是讓演員輪番讀出一句又一句格言，明顯流露出一種相對權宜的處理，未能把「格言」圓融鑲嵌於卡夫卡的生命舞台。
當然，回到「刑罰之箱」、「動物之箱」、「寓言與格言之箱」、「迷宮之箱」和「夢與死亡之箱」的trailer式小說搬演，還是相當詳略得宜地讓觀眾實驗了一次「卡夫卡作品精華遊」，只是觀眾彷彿都難免有一種看罷「讀書報告」之感。進一步思考的話，《卡夫卡的七個箱子》這份「讀書報告」，其實還牽涉到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公開演出，究竟是「教育劇場」還是「實驗劇場」的定位問題。如果《卡夫卡》的演出，很大程度上是以舞台形式介紹一次卡夫卡作品內容的話，對卡夫卡無甚了解的觀眾可能會感到過於跳躍；對卡夫卡粉絲又似是隔靴搔癢─尤以《卡夫卡》終場提問為甚：「卡夫卡遺言：『我的遺囑非常簡單──只要求你銷毀一切。』如果你是馬克斯．布勞德，你會把它們銷毀嗎？」
從關於貝克特的兩次演出、《卡夫卡的七個箱子》首演到布萊希特藝術節《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劇評人對於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最常重複的八字評語是「忠於原著、誠意十足」。而我們對於香港劇壇中，罕有地專注演出當代荒誕與存在主義作品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總有更大期望。在「忠於原著、誠意十足」的基礎之上，更期待的可能是對文本或原著的思考和提升。好讓從劇場K一頓卡夫卡後，大快朵頤的老饕還能滋味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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