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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文：武俠
內地學者楊天石在《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的〈自序〉中，這樣說。蔣氏日記解讀來到第二本，對於他來說，還原歷史本相並不僅僅是歷史的本來面貌是怎樣的那麼單純，背後還有對兩岸關係的期許。
於是，《尋找真實的蔣介石》將繼續下去，第三冊已在撰稿當中，楊天石對蔣介石的研究，仍在繼續。
「寫書的想法是，希望為解決兩岸和平關係，提供歷史資料。我把歷史本來面目告訴你，不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雙方都不是匪。將來兩岸共處，甚至統一，怎樣看待歷史上的國共矛盾？這是不能繞過去的課題。而國共的恩怨，能講清楚的，就只有歷史學家。這對於兩岸的和解，有很大作用。」《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出版後，楊天石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如此說。
政治角度下的蔣介石
在那個國共兩黨互相對立的年代，你稱我為「毛匪」，我稱你為「蔣匪」，雙方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各自的領袖都成為對方批判的「頭號敵人」。楊天石說：「當你我兩人都吵紅了眼，怎麼會冷靜下來客觀評論對方呢？」
他要做的就是還原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
1983年楊天石開始涉及蔣介石的研究。「1970年代周恩來總理提出要寫《中華民國史》，我是1976年加入的，寫中華民國的創立，即辛亥革命這一段。這個時期的主要人物是孫中山，也是我第一個專門研究的民國人物。」
其後，寫北伐戰爭，「主角變成蔣介石。」楊天石並不喜歡蔣介石，研究這個人物，完全是工作的需要。
「最初對蔣介石的看法，來自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後來認為此書是政治宣傳品，書中的蔣介石不是真實的蔣介石。」
《人民公敵蔣介石》全面否定蔣介石，後來中國大陸對蔣介石的的描述，不論是文字作品或是影視作品，都脫離不了此書對蔣的「定性」。
「研究歷史有兩種途徑，一是用觀點出發，以論帶史；一是從歷史事實出發，論從史出。在改革開放以前，主流的研究都是以論帶史。」於是研究人物或事件，都帶著特定的觀點出發「印證」，未免偏頗。
擺脫偏頗的看法
「後來隨著抗日戰爭的研究逐漸轉變。這也是中共要發展兩岸的新關係，要化解敵對關係。對蔣的論述的改變，台灣是由神到人，蔣的形象是走下坡的，而大陸剛好相反，是由鬼到人。」
「紀念抗日勝利50周年，討論中國軍事博物館的展覽應該展些甚麼的時候，胡喬木提出應表現正面戰場。這一看法，就是透露出中共要開始正確表現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歷史研究的科學發展來說，這是逐漸擺脫在政治上對國民黨較為偏頗的看法。」
楊天石1983年開始蔣介石的研究，從北伐戰爭到個人材料的挖掘探索，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國史館、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位處不同地區的檔案館，楊天石一一拜訪，查找資料，「台灣幾乎每年都去，就是看檔案。」
「還有哥倫比亞大學存有幾十個中國人的檔案，1990年我在美國呆了半年，就是看這批檔案。」
蔣介石的日記2006年開始逐批開放，至去年全部開放。「蔣介石的日記記錄了57年，其中有4年遺失了，可以看到的是1918年至1972年期間的53年，今年3月到5月，我把這53年的日記全部看完了。」日記開放，楊天石是最早一批到胡佛研究院看這些日記的人。
對原始材料下苦功
「傳統的左派學者，悲哀在不研究材料。」他在原始材料上下苦功。
「我盡力做到你可以反對我的觀點，但不能推翻我的史實。論點盡可能全面、周到，不走極端。」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蔣介石，「一開始政治上會有顧慮，寫文章要左顧右盼。在當時環境下，哪些觀點可以講，學術界可以接受呢？文章有沒有漏洞？有沒有辮子給別人抓？」楊天石小心翼翼。
2003年他出版第一本寫蔣介石的書《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以毛思誠家中找到的《蔣介石日記類抄》及少數日記仿抄本和其他函電、文稿為材料寫成，此書經過審查後發表，卻受到一批極左分子的攻擊，被指是吹捧「頭號罪犯」、「千古罪人」。
「我1955年入學，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我都經歷過。以極左的角度來看，任何一本書都可以說成反革命，要批判都可以上綱上線。這種事不僅別人會，我都會。但我不怕胡塗人，只怕胡塗官。」
作品被抨擊，但官方對他的態度是肯定的，這讓他安心進行歷史研究。
「只是你的壕溝要挖好，要把籬笆扎緊。」楊天石說。
他寫《「中山艦事件」之謎》，和主流觀點完全不一樣。「國共兩黨都說是對方的陰謀，但我的看法，是蔣誤信右派謠言。文章發表後，胡喬木評價很高，說我的文章把事件說清楚了，解了謎團，是上乘之作。」說清楚事件是歷史學家該有的態度。在〈「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務戰〉，他跑遍東京、南京、台北、美國等地方，前後花七八年時間研究中日秘密談判。越是有爭議的事件，便越需要紮實的歷史論據。
他研究蔣介石，主張蔣氏有功亦有過。但何者功何者過，需要史實來說話。
「兩岸將來的共處，國共之間的矛盾該如何看待？」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研究民國史，便是要為這個將來，提供客觀的歷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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