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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台灣出了第一本小說集，以後又接連出了十多本。稿酬是美元，一本書一千六百美金訂金，當時工資是二百多元人民幣，兌換比價差不多一比十，手上捏著一萬多美金，對於一個窮慣了的小說家來說，儼然像個小富戶。
有一天，伯父從北京來，母親告訴他我拿了十多萬美金。伯父很吃驚，覺得這是個天文數字，我連忙笑著解釋，母親弄不清楚比價，已經換算過了一回，應該相當於十多萬人民幣，不能再乘一個十。那年頭，真有十多萬美金，都可以買最高檔的花園洋房了。
一轉眼過了快二十年，台灣出一本書，仍然還這價格，還是一千多美金，比價掉了許多。在香港出書，更是丟臉，基本上等於不給錢了。粗粗一算，二十年前一本書的收入，相當於五六年工資，現在呢，連兩個月都不到。
這個起碼可以說明台灣和香港的現實，日子越來越好過，經濟越來越富裕，文化人的收入並不樂觀，還是老樣子。
在大陸也這樣，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一短篇小說，相當於普通人兩個月工資。當時收入差別很小，還沒有貧富懸殊的問題。現如今發表一個短篇小說，基本上是工薪階層的一周收入。根據國家稿費標準，千字五十到一百，一個短篇也就七八百元。當然，每人的情況會有些不同，我說的是普遍現象，是通行的標準。如果《小說月報》還能轉載，還能收到別的集子裡，還能出書，當然還會再有點收入，不過肯定有限。
在信息時代，總會見到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數字，譬如某作家的一本書，拿了上千萬稿費，拿了幾百萬預定金，賣了多少錢的版權。不想說這些都是假的，有水分卻是一定。我的一部長篇就有拿了百萬大獎的報道，都看到了這條錯得離譜的新聞，相關的闢謠和更正，基本上沒人注意。
當代中國作家談不上窮，談不上富，這很正常。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那樣，寫寫小說就掙了不少錢，反倒有些異常，不合國際慣例。讓市場來決定，聽上去殘酷，畢竟更公平。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猶為稻粱謀，舊時讀書人以文墨維持生計，把硯台叫做硯田，不過是混一口飯吃。
鳥為食亡，人不為財死。「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所謂窮而後工，只是一種說法，也是一種高調，其實不窮不富，才最適合寫作。太窮了，成天忙於生計，沒辦法寫。太富了，掉在錢眼裡，也寫不好。
女兒曾經問我，當初開始寫小說，有沒有想過稿費。我說沒有，這個是真的沒有，糊裡糊塗地就寫了。女兒又問，如果有一天沒稿費，還會不會寫。我說當然會寫，只要還有一口飯吃，還會寫，唐詩宋詞沒拿過一分錢的稿費，不是照樣寫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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