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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劉瑾本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姓談，生於興平（今陝西興平縣），自幼淨身，做了鎮守太監劉順的義子，因此改姓劉。明英宗天順（公元1457－1464年）初年劉瑾入宮。雖然後人難以找到記述這位小太監生活的直接史料，但我們可以猜想，那時的他是多麼卑微、多麼戰戰兢兢。不過，低眉垂眼的劉瑾獲得了一個好榜樣，即英宗正統年間（公元1436－1449年）權勢威震朝野的宦官王振。劉瑾對王振很仰慕，從做派到手段，都深受影響。劉瑾為什麼學習王振？
王振是明代宦官擅權的第一位太監。明宣宗去世後，九歲的太子朱祁鎮成為皇帝，即明英宗。王振曾侍奉太子於東宮，朱祁鎮對他很是敬畏。英宗即皇帝位後，王振便青雲直上，被提拔為司禮監太監。走上政壇後，王振首先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監干政的那塊鐵牌，然後結黨營私，排斥異己，貪贓受賄。《明史》載：「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勳戚呼曰翁父。」《菽園雜記》曰：王振有一次問不長鬍鬚的工部侍郎王某：「王侍郎，爾何無鬚？」王侍郎回答：「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據說事情傳出去以後，許多傢伙把鬍鬚剃去了——因為王振雖然權傾天下，到底太監的生理和權力沒有必然的聯繫——鬍鬚是長不出來了，恁大的官都沒鬍鬚，凡僚小官哪能髭鬚滿唇？至於貪污腐敗、公開納賄更不要提了，那是必有的事情，凡絕對的權力總會導致絕對的腐敗。
猜想起來，劉瑾對王振崇拜的原因有三，一是出身都不高，雖進了宮，身份卻很低賤，任人驅使。二是有掌控朝廷的可能。天下是皇帝的，朝廷是皇帝的，只要和皇帝搞好關係，一切皆有可能。假如天下的事眾人說了算，劉瑾就不會在內心樹立王振這個榜樣了。三是一旦干政成功，朝臣就會一邊倒。權力這個東西，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三月，劉瑾成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明孝宗去世，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朱厚照繼承皇位時才十四歲，玩性十足，無心處理政事，他讓掌管司禮監的劉瑾代替自己「批紅」。
所謂「批紅」，說白了就是用紅筆在大臣的奏章上做批示。明朝官員呈給皇帝的奏章，先要經過內閣「票擬」，就是在奏章上附上一票簽，閣臣把擬好的初步處理意見寫在上面，然後交給皇帝裁決，皇帝或看一下內容或只看「票擬」，紅筆一揮，在上面做出批示，如「知道了」等等。一般來說，「批紅」這件事是皇權的具體體現，別人代替不得，因為這是決斷軍國大事的最後一筆，關係朱家王朝的生死存亡。武宗連這樣的事都交給劉瑾，劉瑾怎能不擅權？
正德五年（1510）秋八月，劉瑾因為「謀反」大罪下獄。他的罪狀有十好幾條，但武宗還是想把劉瑾送到鳳陽謫居。在明武宗看來，自己待劉瑾不薄，直到看了劉瑾平時使用的扇子裡，藏有兩把鋒利的匕首，才感到事情很嚴重，始大怒曰：「奴果反。」傳旨錦衣衛迅速查辦，劉瑾最後被處以磔刑。《明史》曰：「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有位瞿兌之，在筆記《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中詳細描述了劉瑾的死刑執行過程：「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次日則押至東角頭……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我抄引這段文字，並非為了快意，只覺得弄權一事實在不可捉摸，劉瑾死得那樣慘，仍有後來者不斷倣傚他，原因何在？看來，單純一個「殺」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更不是「寵信」某些人，便可避免禍亂朝政的惡果。
明武宗駕崩之後，嘉靖皇帝對宦官很警惕。相較而言，明代嘉靖一朝，宦官擅權問題的確不太嚴重。然而，「半個男人」干政的問題小了，那個完整的男人嚴嵩專權問題卻大了。宦官干政、權臣售奸，粗看有異，其實兩者都出於共同的原因——專制的皇權。只要專制的皇權存在，只要專制主義的皇帝制度依舊，「一言堂」就會特別興盛，宦官擅權的情況便會得以滋生，權奸繁衍就會有豐厚的土壤。劉瑾之後，魏忠賢依然會出現，並且作惡的時間更長、危害更大，手段卻一如劉瑾，毫不新奇。天啟皇帝死後，崇禎皇帝除掉了魏忠賢，但後來他對宦官的信任，超過了他的前輩。
出現宦官擅權現象時，通常的辦法，人們一方面咒罵擅權的宦官，一方面強調君主要自律。公平而言，這兩者都有作用，但卻不能估價太高。用為君之道提醒君主，就如門上的一把簡易鎖，有用，但作用有限。直白說，對明君聖主是有用的，對暴君、昏君、庸君則是無用的。然而無論君主如何，臣民都無選擇的權力，因此汲取教訓也好，嚴懲亂政者也罷，作用只會顯於一時，捲土重來是一種必然趨勢。除掉一個劉瑾容易，遏制所有的「劉瑾」，就不能只靠皇權，更不能只靠操作技巧，而要靠民主制度。也不知道是我們中國綿長的專制歷史使人們習慣了專制之故，還是過去精英們對民主的宣傳不客觀之故，總之民主給人的印象不怎麼好，似乎有了它社會就亂套了，國將不國了。其實哪裡會那樣？倒是由著性子胡折騰，可以亡國破家。想想，是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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