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圖片
■晏子(上)。 管子(下)。網上圖片
■王兆貴
齊國的國君問晏子,忠臣是怎樣事奉其君王的?晏子的回答很簡單:有難時不陪他死,逃亡時不跟他走。齊君不悅地說,君王把富庶的土地和尊貴的爵位封給他,危難時刻反而這樣對待,能算是忠臣嗎?晏子回答說:臣子的進言若被採用,臣子的策謀若能聽從,國家不可能有難,君王也不至於流亡,用得著臣子去殉難和護送嗎?反之,因為昏聵不明而導致國家危難、君王逃亡,隨同殉難等於白白送死,隨同逃亡則是違心之舉。所謂忠臣,就是平常能夠讓君王向善為民、勵精圖治,而不是等到危亡時與君王共同赴難。
按照通常的道德評價標準,捨命陪君子,夠哥兒們;捨命陪君王,是忠臣。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末路皇帝朱由檢自縊的消息傳來,隨後相繼殉難的就有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征等十五人。在歷史記載中,類似這種隨同君王殉難的臣子還有很多,後人對他們的評價也很高,以為他們是人臣之楷模、社稷之棟樑。其實,這是一種歷史的假象與錯覺,真正發揮利國利民作用的不是忠臣,而是良臣。那些所謂的忠臣,大多是大廈將傾時無奈殉身,而不是未雨綢繆時力補天闕;他們看重的是個人名節,而不是天下興亡;效忠的是舊制度和獨裁者,而不是社稷與蒼生;既不是良臣,更不是功臣。
作為齊國名相,晏子與他的前輩管子一樣,不贊成也不屑去做這樣的忠臣。在管晏看來,真正的忠臣是社稷之臣,應當效命於國家,而不屬於某一位君王。就是說,社稷的利益高於君王,臣子可以與社稷共存亡,而不必與君王共危難。齊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熱食和皮衣禦寒,被晏子以「我不是為你掌管衣食供奉的職官」為由斷然拒絕了。景公問他,那你是幹什麼的?晏子說他是社稷之臣。景公又問,什麼是社稷之臣呢?晏子說,就是立於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針之臣。從此以後,景公在晏子面前,總是規規矩矩地按照君臣禮節行事。這也說明,那時的臣子,對職責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而且有權不做。後來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些君王不論公事還是家事、私事都安排臣子去做,臣子不僅不會拒絕,反而受寵若驚,引以為榮,甘效犬馬之勞。漢文帝痔瘡發作,疼痛不已,官至上大夫的鄧通為了謝主隆恩,竟然趴到文帝的屁股上,接連幾次為他吮吸膿血。
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所以能夠提出並堅持社稷之臣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學養修為外,與當時的君臣體制也有很大關係。同後來那種君尊臣卑、高下分明的倫理不同,先秦儒家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且「臣事君以忠」要以「君使臣以禮」為前提。「忠」的含義也不是無條件地順從,恰恰相反,「逆命而利君謂之忠」,臣對君不可以欺瞞,但可以冒犯。孔子甚至認為,君王愚頑不聽勸,臣子可另投明君。孟子則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可見,早期中國的君臣關係比較寬鬆,遠沒有後來那麼緊張,那麼嚴酷,與我們先前形成的印象也有一定的出入。
在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那裡,臣子之於君王,不僅關係對等而且積極能動。加上臣子的學識、智謀和能力大多高於君王,君王對臣子的依賴性比較強,君能選臣,臣也可以擇君;君能炒臣的魷魚,臣也可以炒君的魷魚;臣只對社稷安危盡忠,而不必為君王的愚蠢負責;臣奉獻於君的只是智謀和體力,並不包括人格和自由。這在晏子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在他的話語系統中,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願效犬馬之勞」甚至「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之類的自傷人格的詞彙。他為了社稷可以弊衣簞食、鞠躬盡瘁,卻不會毫無尊嚴地把自己「貸與帝王家」,這種「為臣不賣身」的獨立人格和操守,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