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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言
文學有什麼用，本來不是一個話題，更不是一個問題。起碼對於我來說，從來都不是。有一天，浙江一家報社打電話過來，希望我能去杭州新開張的圖書館做講座，我沒有過多考慮，稀裡糊塗地答應了，全然沒有在意後果。後果之一，這個講座完全是義務，沒有一分錢報酬，是地地道道的白講，你苦口婆心，說了也是白說。後果之二，我並不擅長演講，嘴笨，腦子還不夠靈活，很可能會扯不清楚，越說越亂，越說越不明白，本來可以很清楚的事，反倒讓聽眾誤會了意思。
報社的記者問我，你準備說些什麼呢？我們總得準備一個題目，這樣才能夠出海報，才能夠宣傳。我說不知道，不知道算什麼事呢，不知道當然不能算是滿意的回答。記者沉默了，我也沉默了。過了一會，記者以商量的口吻，說總得有個標題吧，哪怕到時候不一定按這題目講。於是我脫口而出，說就談談「文學的用處」。脫口而出往往是不動腦子，這是標準自挖陷阱，我本來生活得很好，小日子十分滋潤，不用上班，任何會議也不用開、什麼活都不接，天天自由自在地寫作；不樂意了，誰的電話都可以不理睬。然而一旦，一旦答應了這個講座，一旦為自己設置了這麼一個講題，立刻落入陷阱，立刻感到渾身不自在。
文學有什麼用呢？我情不自禁問自己。真是莫名其妙地自尋煩惱，沒事找事，我彷彿又走進了考場，眼前放著一張試卷，計時已經開始了，監考老師在一旁散著步，虎視眈眈。其實這個問題根本用不著去思考，有用也罷，沒用也罷，我已寫了差不多三十多年的小說，寫作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一個已婚的男人，結婚很多年，早就養兒育女子孫滿堂。有一天突然哲學起來，非要和自己過不去，莫名其妙地思考「婚姻於我有何意義」。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哲學可以讓人活得深刻，也可以讓人活得很累。隨著演講日期的一天天接近，我竟然有些心煩意亂，甚至產生了毀約的念頭。為什麼這麼輕易就答應人家，為什麼要給自己設置一個這麼不著調的題目？就在這時候，南京一家大學的EMBA開學，希望我能去給他們講上一堂課，講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沒關係，譬如談談如何提高文學修養，談談文學的人生。我幾乎沒有猶豫，一口就答應了，理由很簡單，既然已答應了杭州方面，說一次也是講，說兩次還是講，幹嘛不先拿這個EMBA練練嘴皮呢。
能讀EMBA的基本上都是大款，起碼是準備當大款。我被告訴，聽講座的人中間會有一名國企的大老總，年薪乃天文數字。用行話來說，這些人都是有素質的，都是成功人士，都是社會的精英。能夠高高在上地給他們講座，既是賞文學的臉面，也是我個人的榮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年頭，誰還會真把文學當回事。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在一個沒有靈魂的年代，小說家們都應該去打醬油。認識的一位讀清華EMBA的女老總，曾赤裸裸地對我說過，讀這玩意就是花錢參加一個很牛B的團伙，結識一幫有能耐的人，順帶也做個投資，看看能不能找個與自己般配的老公。
曲高和寡，女老總屈尊與不名一文的員工戀愛，這就是養小白臉。女人或許也會喜歡吃軟飯的，可是傳統就是傳統，觀念必然是觀念，大丈夫治國平天下，好男兒養小蜜包二奶，男人吃了軟飯，總是不夠響亮。在一個和諧的社會，文學還能有什麼用呢？顯然沒什麼大用。治國，平天下，不可能；養小蜜，包二奶，也不可能。在古典時代，當然還得是在人家西方，作家也會有女富婆包養，為了給偉大的文學留些斯文的臉面，我沒必要再提那些被包養的大腕作家名字。歷史地看，文人吃軟飯並不算太丟臉面，因為古今中外，當作家的有太多無用之人。
張愛玲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她看到一個警察打窮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寫文章去抨擊，而是假設自己能嫁一個市長，嫁了市長，就能讓老公將那名警察撤職。這充分說明張愛玲是個明白人，明白權力比文學有用得多。無論過去還是今天，有很多東西都比文學有用，在權力面前，在金錢面前，文學常常無能為力。面對戰爭邪惡粗俗，面對暴政犯罪疾病，文學真的是沒什麼用。
因為不時地想到「文學有什麼用」，我給報紙寫了篇小文章，題目是《魯迅會怎麼說》，內容如下：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廣州街頭十分熱鬧。從這出發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已拿下南京，拿下上海。這時候大局已定，彷彿後來共產黨的一九四九年，勝負不再是懸念。國民黨即將獲得天下，國民政府即將定都南京，廣州人歡欣鼓舞很得意，畢竟這場酣暢淋漓的勝利，是從這裡開始。
也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正在廣州的魯迅也沒閒著，被請去黃埔軍官學校，為年輕的學生們做演講。史料上說，當時軍校的同學很喜歡文學，尤其喜歡魯迅的小說，因此很多人都趕過去捧場，現場十分火爆。
魯迅在演講中說了什麼，很多人都知道，因為這次演講的內容寫成了文章，收在文集裡。出乎大家意外的，是他沒有跟同學們談小說，基本上也沒有談文學。他的一番演講，概括起來了就一個主題，赤裸裸地鼓吹暴力革命。面對即將馳騁戰場英勇殺敵的軍校學生，魯迅把話說得直截了當，一下子都給挑明了：
「一首詩嚇不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
魯迅很坦白地告訴大家，文學其實是最不中用的東西，是沒有力量的人講的話。「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人只有到了沒辦法的時候，才會借助文學，所以文學常常是無用之人玩的事，他隨手舉了幾個很生動的例子，說自然界老鷹捕雀，貓捉老鼠，不聲不響的是老鷹和貓，吱吱叫喊的是雀和老鼠，結局是什麼呢，就是會叫的被不會叫的吃掉。
我們都知道毛主席老人家也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經過考證可以確定，這話比「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早一個月。真是英雄所見略同，魯迅的演講結束沒幾天，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國共從此正式翻臉，四個月以後，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英明主張。
都是知識分子，都是文化人，魯迅只是動動嘴，只能玩玩筆桿子。槍桿子的厲害不用多解釋，過去常說關鍵時刻，要投筆從戎，因為最終解決問題，還是得靠軍事實力。我曾經十分懷疑魯迅的演講，是為了討軍校學生的喜歡，是為了鼓勵未來的年輕軍官們，後來終於明白，他遠沒有那麼世故，只是說了千真萬確的大實話。
現實生活中的文學，常會無端拔高，上升到讓人臉紅的地步。圈外的人說說也罷，多少還有些客套，偏偏許多文學圈的人，揣著明白裝糊塗，也經常忘乎所以。看見有人把文學拔得過高，我就會想到這次演講，想到魯迅會怎麼說。
跟EMBA的學生講座時，我提到了以上的內容。我說當年的黃埔學生，就彷彿今天的商務精英企業骨幹，都是前途無量，都是打天下坐江山的大佬。一將功成萬骨枯，那年頭是誰有槍誰狠，現在是誰有錢誰兇，實力決定一切。當然，有槍的人有錢的人有時候也會開恩，玩玩高雅來點文化，給作家一些面子，把文學抬得很高，玩文學的人千萬不要當真。所謂靈魂工程師本來就是蒙人的鬼話，誰真要是相信了這個，並且煞有介事，基本上也和裝神弄鬼差不多。作家不要騙別人，也不要騙自己。
在杭州圖書館，我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儘管這很容易引起歧義和誤會，肯定會招罵，會讓聽眾十分反感，然而我還是必須堅持說真話，實話實說。我對聽眾說，今天的話題是「文學的用處」，可是我首先要說的，是文學沒什麼用。沒用才是文學的真相，文學所以能夠堅持到今天，不是它的有用，也不是它的實用，而恰恰是它看上去沒什麼用。
一個作家必須把自己最真實的想法說出來，不能文過飾非無關痛癢。大家都知道，「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話是斯大林說的，這個上世紀最強權的人似乎很給作家面子，可是他怎麼對待自己的作家呢？俄羅斯文學有一個非常輝煌的「白銀時代」，這個時代有著太多的傑出詩人，可是在斯大林的高壓統治下，詩人被流放、被處決、被失蹤，就跟玩遊戲一樣。抬得高，摔得也重。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說過，文藝是打擊敵人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武器，他還有過一句更經典的話，「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或許只是隨口這麼一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於是乎小說家們便倒了血霉，真反假反天知道，反正說你反黨就反黨，說你毒草就毒草。小說本來也沒什麼大不了，一說到有用，其實都是「被有用」，結果就慘了，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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