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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林學忠
在近代西力衝擊之下，明治日本政府成立伊始，便派出龐大的百人使節團向歐美各國取經。這個使節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1825-1883）為特命全權大臣，率同木戶孝允（1833-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伊藤博文（1841-1909）、山口尚芳（1842-1894）為副使，隨員包括政府各部門的主要官員約50人，以及近60名留學生，同行奔赴歐美諸國，史稱「岩倉使節團」。使節團於1871年12月23日從日本橫濱乘船出發，到1873年9月13日環繞地球一周返航回國，歷時約1年又10個月，期間訪問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麥、瑞典、意、奧、瑞士等12國。使節團的任務有三：1.爭取歐美各國承認日本明治新政府；2.向各國闡明日本欲據西方國際法修訂不平等條約的打算；3.全面考察學習歐美文明開化的政體和法律規章，以及軍事、經濟、文化教育、風俗習尚等內容。然而，訪問伊始，日本要求修改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企圖，遭到美、英等國拒絕後，使節團便集中力量在第3個任務上。饒有趣味而引人注意的是，由隨行官員太政府書記官久米邦武（1839-1931）編撰的考察報告《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的內容，其編排是根據考察地點的先後依次撰寫，先敘述國家總說，介紹其歷史地理、政體、人口人種、山河道路、產業、人種、貨幣、度量衡等，然後是國都、各大城市的專章介紹。在這個意義上，全100卷5大冊的《實記》，也可以說是一本城市考察報告書，日本學者芳賀徹便有專文論述岩倉使節團的西方城市研究。
岩倉使節團在考察各國期間，一行人員或分散或同行，從政、軍、法機關，到各類工廠、學校、道路、橋樑、公園等基本建設，以至博物館、圖書館、劇場、動植物公園、寺院、名勝古跡文教休閒公共空間之地等西方近代文明的物象，只是有機會，都有參觀、調查和考察，並作了詳細的記錄。
他們一行遠涉重洋，1872年1月15日最先抵達美國西進運動時期「合眾國排行第十大城市」的「桑力斯西哥」（三藩市）。正如芳賀徹指出，三藩市這個城市，格外引起他們的關注，編者久米邦武在「三藩市記」一章的結尾處，花了不少篇幅著力描述三藩市如何從1845年人口僅「150」人的漁農小村，1848年後經過淘金熱而急速發展，在不足30年間，至1870年已成為一個擁有「15萬人」、「東西洋往來中樞」的貿易大港的這一段歷史，並與橫濱、長崎、上海、香港等亞洲各港口進行了比較分析。久米這種描述背後，很有可能懷著發展貿易、國家富強以及城市開發的自我期許。也許正是在種現實關懷下，對於三藩市的城市景觀，他們有深切的求知與學習意欲。
19世紀的西方國家，城市的發展是體現資本主義工業化巨大生產力的主要成果。在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前提下，技術與發明不斷應用於城市的開發，使城市變得更富公共性及開放性—城市道路的不斷開闢、延伸，上下水道的鋪設、電力、煤氣、路燈等設施逐漸普及。種種物事，既是文明進程中的現象，也是文明開花的結果。因此，對於走出國門的使節團成員而言，現場考察城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作業。
乍入異域，最快映入眼簾，引起好奇心的往往是城市的物質建設。使節團一行到達三藩市後，即受到盛大的歡迎。他們對下榻旅館（Grand Hotel）房間裝潢之美，充滿了讚嘆之聲，並特別記述了煤氣燈、自來水、電鈴等的使用。在逗留三藩市期間，他們細心觀察了市區道路的鋪設方法，看出城中木板鋪設道路的問題—屢需維護；天氣乾燥時塵土飛揚蔽物。其後到三藩市南郊的新開發地區，「目擊開拓新街之狀」，一方面對每家鋪設煤氣管、上下水道，以及採用煤氣燈之便，表示了極大的讚嘆，認為這是新開發城市勝於舊城古都之處。另一方面，對於城市的開發有了新的體會和認識，注意到城市發展與計劃的過程中，道路與上下水道、煤氣管鋪設等基建的重要性與優先性。久米邦雄更進一步提出了「道路文明論」，即「在其國，觀其道路之修美，可知政之修荒，人民之貧富」。
城市道路網決定了各式公共場所、各種社會功能區塊的空間分佈與整備，以及工商活動的進行。事實上，探討日本城市，特別是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如何從由幾百個小町構成的舊城空間以及大小不一的道路網，發展為一個足以應付工商業高度發達、人物交通往來頻繁、中央統治的「文明城市」，是岩倉使節團的課題之一。因此，對於歐美考察期間到過的大城市，他們都有著一種近乎急切的仿傚情意結。特別是考慮到當時正值美國南北戰爭後數年，百廢待舉，從西岸到東岸，到處都在開發建設，我們便不難理解置身其中的岩倉使節團，為什麼其目光很多時都投射到城市的土木工程上了。
久米邦雄一方面對筆直寬闊、兩旁樹木成蔭的美國首都華盛頓賓治凡尼亞大道一類的道路表示艷羨，一方面對塵土飛揚的道路鋪設工程有近乎異常、極為細密的觀察與描述。這種對城市街道近乎執著的關注，在其後考察歐洲大城市期間仍觸目皆是。例如久米邦雄指出了巴黎的柏油路較之美國的木板路更為堅固，技術更勝一籌。事實上，在倫敦、羅馬、柏林等眾多大城市中，久米邦雄最佩服的便是巴黎的凱旋門大道，盛稱其柏油路平坦寬廣，無合縫之處，皎皎如洗，且兩旁樹木，分隔人行道與車道，漫步其中，有林蔭之清涼。夜則瓦斯燈光照亮麗，燦爛如明珠，堪稱壯麗天下。
使節團這種對樹木綠化功能與城市道路基建重要性的敏銳觀察與認知，以及不局限於政治制度與工業技術的廣寬視野，在建設現代國家及構築現代性社會生活的意義上非常值得重視。使團中不少成員來自日本最先接觸世界，最能掌握西方文明的薩摩藩和長州藩，對於西方事物多少有所知聞。即或如此，從《實記》的記載看來，他們態度之開放，觀察之敏銳以及考察、紀錄的多向全面，仍是令人驚訝和敬佩的！
明治日本的下水道建設仍相當落後。東京這類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雖對上水道有所籌措，然而對於下水道的管理卻仍關注不足。家庭污水、糞尿、雨水均是未經處理便流入露天的水溝，再排到河川去。結果污染水源，構成了嚴重環境衛生問題，如霍亂等傳染疾病的流行。因此，使節團一行關注各大城市上下水道設施的狀況，更曾實地參觀了巴黎市政府花了十數年時間剛擴建完成的上下水道設施，對其下水隧道的縱橫交錯，井然有序讚譽不已，認為這是巴黎的一大「壯觀」。
使節團也關注到現代文明開化的重要標誌—城市公園這種公共空間，他們參觀了三藩市的動植物公園、紐約的中央公園、巴黎的柏特休蒙公園（Parcdes Buttes Chaumont）等地方，認識到於公園這種公共空間可以是一種開放給市民、特別是勞動工人休憩遊樂的城市內之世外桃源（arcadia）。久米邦武更從離家往公園休憩遊樂這種西方人的生活模式聯想到西方人積極向外拓展貿易，善於理財的特性。
在工業革命推動下的19世紀歐美大城市，特別是那些工業城市，蒸氣機活塞的上下運動、巨大高聳的煙囪、吵耳的機械聲，構成了城市的風景線。對於不分晝夜黑煙衝天、噪音貫耳的工業城市如美國的匹茲堡、英國的曼徹斯特，他們沒有現代人那種對空氣污染的焦慮與擔心。相反，他們一方面驚嘆於場景的壯觀，心頭亢奮。因為連綿不絕的黑煙、機械的噪音背後，代表的正是城市的生命力以及繁華進步。另一方面，在亢奮背後，他們又隱隱流露出一種有令人不安的挫折感，對日本能否走上這種富國強兵的境地有所憂慮。
然而，也許是出於對西方文明的了解不足，以及過於重視工業革命，特別是蒸氣機、鐵路以及煤炭的使用等器物在國家發展的作用，日本使節團在思考日本與歐美文明進程的差距問題上，很快便克服了上面的憂慮，並將發展時間的差距縮短50—20年。儘管這種希望僅以數十年光景來模仿西方近世300年來文明歷史的想法，反映了初期日本官員以及知識分子焦慮意識下的性急與浮誇，然而誠如芳賀徹指出，後來的歷史卻證明了這種主觀判斷意外地準確—日本先是在1902年與英國結盟，繼而在1905年戰勝俄國，進入世界列強俱樂部而成為一等國家。至於日本這種早熟的文明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篇幅所限，此處不再贅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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