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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革命黨人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與中國歷史上發生的無數革命相比，它終於衝破了改朝換代的宿命，第一次推翻專制帝制，向民主共和邁出重要的第一步。一本60萬字、400多幅珍貴歷史圖片的《辛亥首義史》即將付梓，成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獻禮。對於作者之一的馮天瑜來說，那是「去古未遠」的歷史事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60多歲的歷史文化學者、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馮天瑜回憶起他家的老鄰居、同為湖北紅安籍的謝家家（編注：家家，湖北方言，婆婆之意），是「一位極乾淨利落的老太太，身材瘦長，頭腦靈活，出語風趣……」這位謝家家曾長期在多間大戶人家裡幫傭，其中一戶，是後來出任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少時的馮天瑜，從老太太的閑聊中，對黎府有了模糊的印象，他至今仍記得的一個細節，是說黎府的後廚，會將炸過魚肉或豆製品的剩油統統倒掉，這在當時糧油緊張時期，令馮天瑜「大覺驚訝」。
還有他小時常去玩的李太太家，稍長一點才知道，這位操著黃陂口音、雖然家徒四壁卻依然樂觀熱情的李太太，原來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理論家李漢俊的遺孀。至於在同一條窄巷子裡的另外一幢宅子的主人耿伯釗，總是「身板筆挺，披黑色敞篷，執手杖，威風凜凜……」馮天瑜從他的父親、著名歷史學家及教育家馮永軒那裡，聽到了不少耿氏與孫中山、蔣介石等人之間的恩恩怨怨。
「我和辛亥革命的許多人和事，有很多的交集。」近日來香港參加研討會的馮天瑜對記者說。正是如此，對辛亥首義史的探尋更成為他當年初邁進史學研究領域，著手開展的重要課題之一，30多年來熱忱未減。「我曾在武昌實驗小學念書，學校旁邊有一個湖，對面是武漢音樂學院和人民醫院住院部，過去是張之洞創辦兩湖書院的舊址，培養出了很多辛亥首義的風雨人物。」後來他在華師一附中讀高中，每日穿行於彭劉楊路、孫中山塑像、黃興授將紀念碑及紅樓（湖北軍政府舊址）等之間，閑時玩耍的地方則多在起義門（武昌城中和門）和紫陽湖一帶，離湖不遠，便是首義打響第一槍的地方：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營房，現為湖北省總工會。
如果說這些個人的情感是令馮天瑜對辛亥首義史產生天然的親近，那麼，80年初，他與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專家賀覺非（1910-1982）老先生一起治學的時光，則是他在學術領域研究的飛躍。兩人曾合著30多萬字的《辛亥武昌首義史》，時隔20多年後，成為馮天瑜與張篤勤完成《辛亥首義史》的重要基礎。
黎元洪登位的詭異現象
對微觀的考證，依然是馮天瑜幾十年來宏觀把握辛亥革命史的取徑。《辛亥首義史》重新對近30個關鍵性的細節做了深入的考證，力求做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特別是對現有歷史論述中少有提及的人物，以及約定俗成的說法都做了重新的考證和論述。比如，曾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的江蘇常州人趙鳳昌（1856-1938）和其密友莊蘊寬（1866-1932），因二人長期與革命黨人、立憲派、清朝漢官均有深度的聯繫，以及與英、法、日等駐華使團的溝通，在馮天瑜眼中，他們在台前幕後的縱橫捭闔，對辛亥革命後，「革命中心從武漢移到滬寧，有相當的關係。」
此外，馮天瑜對黎元洪如何從一個舊式軍官到臨時政府的大總統的過程，也有極大的關注，在書寫中佔了較大的篇幅。「這是一個詭異的現象。」一直以來，學界對黎元洪曾有一個戲稱，叫「床下都督」，「其實，這有些言過其實。」但馮天瑜也覺得可以理解，「大抵也符合實際的情況。他本來是清朝新軍中的高級軍官，曾是海軍出身，參加過甲午海戰。後來軍艦被炸沉了，他死裡逃生爬回岸上，投靠兩江總督張之洞。他和革命黨一直也沒甚麼關係，只是一直有知兵愛兵的好口碑。他還參加過1909年到1910年的保路運動，與立憲派因此有較好的關係。湖北革命黨人曾在首義前私下議論，如果首義後要推舉都督，黎元洪也許是人選之一。」
對於1911年10月10日晚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馮天瑜經考證後還原的版本是「10號起義，11號晚上，起義者就集中在紅樓建立了湖北軍政府，在場有革命黨人這時提出要清出黎元洪。黎元洪其實在10號晚上是想鎮壓革命的，後來叫不動軍隊，就逃到部下的家裡躲起來。士兵把他找出來帶到楚王台軍械庫時，他非常的勉強。而在他當都督的有一段時間，他也曾打擊和排擠革命黨人，引起怨氣，有人寫文罵他是『床下都督』。」
歷史合力論和長時段論
「可是也要看到黎元洪對後來的革命情勢起到的好的作用。比如他曾以在海軍的影響力，鉗制清朝海軍對革命的干預，還曾以個人名義派人到漢口與各國領事談判，爭取西方列強保持中立的態度。」
放棄以往對辛亥革命史研究只著重革命黨人的單一研究角度，將立憲派、革命派、甚至清朝漢官等納入研究領域，考證各方各派的活動和所作所為，正是馮天瑜在書中使用「歷史合力論」的具體實踐。「多方力量對革命起到的作用，需要有一個完整科學的看法。比如，過去認為立憲派是投機革命，實際上他們是站在革命的一方。又比如袁世凱是怎麼在這些合力下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孫中山的一貫思想，是只要能縮短戰亂時間，他願意交出大權。袁世凱一方面利用革命形勢威逼清朝，讓他當上「六國總理」，另一方面又利用他掌握的朝廷的力量威逼革命派。所以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只做了2個月的臨時總統，就讓給袁世凱了。」
「我在書中比較詳細的揭示了袁世凱反革命的謀略，他上位的過程其實反映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專制傳統的國家，要完成民主共和的變革是非常艱難的，道路是非常坎坷的。」孫中山也是他著墨的重要人物之一，儘管近年對孫中山的評價，學界有不同的聲音，他仍然覺得孫氏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人。」「他的最大問題是對中國文化和國情知之不深，因為他受的是西方教育。不過他後來慢慢學習，在中國屢屢遇挫後，也慢慢接近了中國的實際。」
此外，馮天瑜還參考了法國年鑒學派代表學者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提出的歷史「長時段」理論，「不僅僅局限在辛亥革命發生的劇變，而是特別注意其前後的社會變遷和政情演繹。」他主張拉大辛亥革命的歷史空間，特別考察19世紀60年代漢口開埠以外湖北的社會被動。其中，兩江總督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他認為，這為革命的爆發乃至成功，從經濟、軍事和人才上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未能盡述的辛亥首義
馮天瑜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寫過一本《張之洞評傳》，對張氏的新政以及逐漸形成的近代都會景觀做了詳細的討論，在《辛亥首義史》中，對此部分也做了重新的歸納和提煉。「首義不僅打響了第一槍，也邁開民主的第一步。後來湖北軍政府的建立，更提供了日後憲法的雛形《鄂州約法》。這本書重視的，就是民主憲政的建設。」
因為研究關係，馮天瑜與不少辛亥革命家的後裔頗有交往，其中有孫中山的侄孫、黃興的孫子、黎元洪的孫子、熊秉坤的兒子等。「從中獲取素材固然是一得，而領受某種歷史現場感，才是作為史學工作者猶覺欣然的所在。」他在《辛亥首義史》的後記中寫道。但另一方面，「口述歷史」也令馮天瑜成書過程中面臨挑戰，當事人憶述的莫衷一是，以及海量史籍中的歧義問題，既令他無法窮盡，也讓他體會到「探索的樂趣」。
馮天瑜的個人興趣是文化史，他更願意將辛亥革命看成近代重要的文化現象，尤其是這段歷史牽引出的家鄉色彩如此濃烈，令他流連其間，樂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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