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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在21歲時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二十億光年的孤獨》，被公認為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穎抒情詩的誕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谷川今年79歲，已經出版了70餘部詩集，及60餘部廣播劇、話劇、電影、電視劇本；翻譯了許多外國童謠，創作了大量十分暢銷的童謠、童話與繪本。他曾為宮崎駿的卡通電影《哈爾移動城堡》的主題歌撰寫歌詞，曾將《花生米》漫畫翻譯到日本。他還拍過電影，辦過攝影展，與市川崑、荒木經惟、寺山修司等藝術家進行跨界別合作……
訪問時，他坐在記者面前，像小孩子一樣津津有味地喝著熱可可。
這個老爺爺，實在太神奇了。
今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谷川俊太郎的詩集《春的臨終》，谷川也來到香港，由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舉辦了一系列交流活動。詩集收錄了由詩人1952年出版的詩集《二十億光年的孤獨》到2009年出版的詩集《特隆姆瑟拼貼畫》等數十部詩集和詩選集中精選出來的50多首作品。由中國詩人田原翻譯，雙語對照。最有趣的是書後附錄的詩人創作年表，活像一本生動的小傳記。
第二次的孩子
翻開《春的臨終》，一首一首讀下去，就連我這個不諳詩歌的人也不忍把書合上。吸引我的，大概是那十分簡單卻不單薄的語言，還有迴轉在句子中的點點童趣。這麼說吧，讀這些詩的感覺，就像是置身於北野武的《菊次郎之夏》中，耳邊傳來久石讓跳躍的鋼琴音符；腳下是鄉間的小路，路兩邊的綠草一團團地延伸至遠方；空氣裡有青草的味道，和一聲聲蟬鳴。
「我始終認為在我的心中，還有一個叫做谷川俊太郎的孩子存在，這也是我寫出大量兒童作品的原因所在。我和別人的認識不一樣。一般人認為從出生到80歲，青年時是上升期，老年則是下降期，我不是這樣想的。我覺得人生就像樹的年輪，從0歲的中心開始，一圈圈，一直到80歲。就算你活到80歲，那個年少的自己永遠是存在在中間的。」
谷川說，到了他這個年紀，變得特別自由，自由的時候就會重新回到孩子的時代。「『第二次的孩子』，日語裡有這樣的說法。」他說。
的確，谷川俊太郎雖然成長於戰後，國家命運的起伏、社會經濟的繁榮與衰退，在他的詩裡好像沒有任何影子。他就像生活在自成一國的平靜清澄中，被大自然緊緊包圍，散發出一種質樸而清新的溫暖。
谷川說，自己從沒有抱著書寫「寓言」的意識在寫作，再說「詩和經濟，或者社會是沒有關係的」。他只是作為詩人去存在，去生活。
「最近我的簡歷把我寫成詩人、劇作家、翻譯家，其實我特別不喜歡另外兩個頭銜。我就喜歡自己是詩人。不管我是寫劇本還是做其他事情，我都是作為詩人來進入的。並不是詩人是一種特別的存在，而是不管做甚麼，我都是一個詩人。」
誤譯也是一種美
《春的臨終》的翻譯者、中國詩人田原曾在文章中說：「詩歌一經譯出，即將成為『誤譯』。」作品先後被翻譯成數十種外國文字的谷川先生，對此卻十分寬容。
「有個意大利的名言說：詩歌翻譯就是一種背叛。誤譯對於詩歌翻譯者來說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但是如果誤譯能夠成為翻譯者的詩意的文本的話，更加好。我在閱讀外國詩歌的時候首先會閱讀日文的翻譯，尤其是法國的詩歌。像波德萊爾，讀他的日本譯本時，我覺得太喜歡了，因為那日語太美了。過了很久，很多學者站出來說這裡面的誤譯非常多，但是作為日語來說它是完整的一首詩的存在，那就夠了，我不在意。」
但畢竟，語感對於詩人來說非常重要，翻譯也自有其講究的地方。「翻譯我作品的是1個美國人和1個日本的學者，翻譯的時候我們3個人會坐下來，一邊喝啤酒一邊工作，碰到棘手的地方就大家討論，然後一致通過解決的辦法。我和我的美國譯者偶爾也會同台朗誦詩歌，我讀日文，他讀英語。他讀的時候，我就想：啊，那個英語翻譯太棒了，甚至超出了我的作品本身。」古川笑著說。
明治維新之後，日語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成為了更加詩意的語言。但谷川這一代的詩人，一方面與古典日語有較大的隔閡，不大能進入到那個語境；但同時又要面對現代大量西方外來語的衝擊，甚至網絡語言的影響。
「日本的外來語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明治維新前，漢語來到日本是外來語。現在，很多西方的語言湧入，也是外來語。現在的日語很複雜，有四種標記的方式。作為一個日本語的詩人，當然要回到自己的母語來創作，所以我寫了很多平假名的詩歌作品，這也是為了避開漢字的抽象性，讓語言變得更柔和，閱讀的時候也更容易。但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很多外來語──與時代有關的，與工業化有關的──不得不用。語言的更新太快了。作為一個日本詩人，我非常羨慕只有漢字作為標記的中國，太方便了。比如說iPad，用手寫就可以輸入漢字。可是日語呢，要寫片假名、平假名、漢字，有時還要寫羅馬字，忙都忙死了，還不能靠手寫功能來完成！」
我一直以為，谷川會像與他同時代的宮崎駿那樣，反對工業化的現代生活。誰知道他不僅是iPhone、iPad的紛絲，還為喬布斯沒有考慮日語的輸入問題而懊惱不已。看著他眼睛閃著微光的活潑神態，我想，這就是那個叫谷川俊太郎的小男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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