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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許寶強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定價：港幣80元
繼年初出版的《寫在下一次金融海嘯之前》，該書作者群近日再接再厲，以「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推出了文集《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在進入「沉重」的討論之前，讓我先來一則（疑似）笑話，說明「說故事」（尤其是歷史故事）之重要性。
現在不少三、四十開外的香港讀者，或許都會記得，少年時電視上下午或半夜總是播著很多情節上離奇古怪的「粵語殘片」（粵語電影）。「粵語殘片」全盛時期，產量豐富，類型也多。但最令筆者記得的，是不少「粵語殘片」（不管是喜劇還是苦情戲）都曾以「亂倫」為主題或重要情節。或許受中國白話劇經典《雷雨》的影響，這一類「亂倫片」一般都會安排一對妙齡男女墮入愛河，但隨著劇情發展，男女主角卻發現他們原來是兄妹關係，聞訊一刻，固然是晴天霹靂。一般而言，男女主角自然是死去活來，不是女角發現自己懷有身孕，便是家庭六國大封相，要不就二人雙雙自殺，了結「上一代」一手造成的悲劇。若果是喜劇，導演或許會安排男女主角發現，原來所謂「兄妹亂倫」，實屬誤會一場。於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大團圓結局收場。
在現實的世界中，自然很少有這樣誇張得近乎超現實的情節。但這一類故事卻告訴我們，「故事」（尤其是歷史故事）在我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如何的重要。歷史故事是關於「過去」的敘述，若果「過去」是指「曾經發生的事情」，歷史敘述則是把「曾經發生的事情」變成可以理解與傳播的故事。在前敘的「亂倫電影」中，二人同根生是「曾經發生的事情」，但若果二人不是機緣巧合，得悉自己的「真正身世」，二人所經歷的，頂多只是平凡的戀愛故事。 在戀愛故事中，他們的身份是戀人；在近親愛情的故事裡，他們的身份卻是亂倫兄妹。在這裡，有關男女主角身世的歷史故事，一下子便把二人的身份以至關係，打得天翻地覆，它既改變了他們的「現在」，更決定了他們的「未來」。
一個人的歷史故事已是如此，那麼一群人或一個群族的歷史故事又如何呢？正如許寶強所言：「香港這城市其實並不缺乏關於自己的歷史」。其中最耳熟能詳的，包括「小漁村到金融中心」的道德教誨故事，當中的教訓是：只要努力勤勞，窮人也能致富。晚近一點的，則有呂大樂等社會學家一手打造的、以出生時代劃分的「世代論」故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或許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但問題是：再複雜精巧的故事，也無法完全包納現實中更為複雜的人和事。況且，故事內容的重點和取捨，往往受敘事者的身份和社會位置所決定。而當時代處於巨大變動，舊的「統識」（Hegemony）已無法統攝社會上雜多力量，也每每是提出另一個有關這個地方身世的歷史故事之時。正如呂大樂等是在2007年7．1之後提出著名的「世代論」香港故事，《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的一眾作者也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提出不同有關「我城」的歷史故事。自然，在他們的前作《寫在下一次金融海嘯之前》中，多位作者早已在批判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政經文化社會結構之餘，同時提出種種另類的可能性；但《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中不少文章都企圖回到過去，帶領讀者直面「當下」的歷史根源。
例如阿班的〈麵包與玫瑰〉便由最近有關最低工資立法的爭議出發，追索立法過程中所碰上種種阻力的歷史根源。作者指出，香港其實早於1932年已有最低工資條例，因為當時英國作為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為了滿足國際社會的要求，遂命令各殖民地政府進行最低工資立法。法例是立了，但基於殖民地的官商勾結結構，法例從來沒有被切實地執行，直至1940年最低工資條例為行業委員會條例所取代。另外，在50至70年代，雖然港英殖民政府在英國政府和英國工會議員的要求，開始管制工時以及訂立其他勞工保障，但卻一直受到當時議會中商界代表的抵制。當然法例最後是通過了，但那是因為抵不住國際社會的關稅和配額的威脅，政府和商界才老大不願地通過的。
戳破真相，為當下的不公義狀態追索歷史根源，固然能夠幫助清醒地把握「當下」。但現實如巨大的磐石，清醒的認識，會否只換來「鐵屋中的吶喊」？或許，我們應該學習許寶強在〈從殖民到犬儒〉中所提倡的「狗智」精神，最低工資與勞工法例是官商的「假戲假做」？不要緊。面對虛偽的世情，與其「犬儒」般的認命與退縮，何不採取「狗智」的進取，「假戲真做」，致命地認真，把表面進步的修辭進行到底。 ■文：小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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