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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在未來7至10年，不是要將關於民主的普遍原則與「香港承繼九七前的社會條件」相結合，而是要將民主的普遍原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歷史條件」相結合。這樣的道理原本應當是沒有異議的，但是，香港的某些政治團體、政治人物至今仍不以為然。他（她）們所追求的是，照搬美英政治制度於香港，而罔顧香港已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2011年1月19日，胡錦濤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會見記者，一位美國記者以為胡主席迴避回答另一位美國記者關於人權的問題，其實是翻譯環節出了錯。胡主席在澄清了誤會後明確表示，他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他指出，人類關於人權有普遍的基本原則，但是，其具體實現則取決於各國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
在中國改革開放第二個30年亦即2008年至2038年，中國的最重要課題之一便是，將關於人權、民主的普遍原則與中國具體社會歷史條件相結合，建設具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這也是同時期全人類的最重要課題之一—中國探索和建設具中國特色現代民主，也就是人類探索和建設多元文明共處的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
香港的普選模式與內地民主進程關係
香港走向全面普選正是在這一時間段內。無論香港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乃至於香港居民的主觀願望如何紛雜，受不以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態勢所支配，香港如何以及建立怎樣的普選模式，都必定受中國探索具中國特色現代民主的進程和模式所制約。
換言之，香港在未來7至10年，不是要將關於民主的普遍原則與「香港承繼九七前的社會條件」相結合，而是要將民主的普遍原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歷史條件」相結合。這樣的道理原本應當是沒有異議的，但是，香港的某些政治團體、政治人物至今仍不以為然。他（她）們所追求的是，照搬美英政治制度於香港，而罔顧香港已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在2010年前，香港的政治分野大體上以是否支持中央而劃分為兩大對立陣營。隨著2010年關於2012年政改方案取得突破，反對派陣營呈現分化或分裂，愛國愛港陣營也出現一定程度的重整。進入2011年，面對日益臨近而更加激烈的多個「選舉戰」，香港的政治分野將進一步複雜化，其原因可以概括為政治觀念與政治利益的分歧。
以民主黨為核心的所謂「溫和民主派」在2010年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為例。就政治觀念而言，民主黨與公民黨、社民連沒有原則區別，相區別的是政治利益的不同考慮。
另一方面，自由黨分化，新民黨成立，所展現的是愛國愛港陣營作為一個統一戰線，其內部的政治觀念也有不同色彩。
面對香港政治陣線的複雜化，愛國愛港統一戰線靠什麼來鞏固壯大？香港走向普選靠什麼來建立跨政治陣營的共識？歸根到底，就是要靠打造具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應當為之作貢獻。
面對政治陣營複雜化需創造性思維
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需要創造性思維和實踐。
愛國愛港陣營的各個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應以此為目標來突破現有思維和實踐之局限，校正「偏左」或「偏右」的誤差。
反對派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應當回到這樣的目標以及由此目標所規範的政治軌道上來，不要在崇洋媚外的歧路上走得太遠。
具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不是任何人的一廂情願。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所呈現的中國特色，一些西方學者所做研究應當令我們許多中國學者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學者汗顏。2009年和2010年，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和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相繼出版了專著《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和《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他們的立場不相同，觀點也有差異，但是，都承認中國現代文明具有中國特色並對全人類產生重大影響。
當然，不能低估西方文化對香港的影響。我同很多朋友一再提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1841年，英人佔領香港時，這一條南中國海邊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人口只有七千多人，而1997年6月30日英國結束管治香港時香港人口達到了650萬人，逾一個半世紀裡，香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和浸淫，特別是政治和法律文化完全接受了西方。然而，香港畢竟是回歸祖國了，歷史車輪是駛進21世紀了，中國的崛起已是舉世公認的了，香港怎麼可能不發生變化？
2003年「七一」遊行後，時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撰文稱：「一國兩制」是活生生的。此言誠然，只不過那位先生希望活生生的「一國兩制」朝著香港這一制如同變相獨立的方向演變。
2007年香港慶祝回歸10周年，時任英國駐港總領事稱：衡量「一國兩制」是否成功要看英國對香港的影響能否保留（大意）。亦即是不能變了。變或不變，目的同一，即香港進一步西化。香港能那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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