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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伉儷。 網上圖片
李恩柱
但凡書寫梁思成、林徽因伉儷的文字，或多或少要涉及到北京城的舊城改造。梁、林兩位先生都是著名的建築專家，除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又曾在美國攻讀建築，是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和建築史學家。尤其不能不提的是，他們都具有拳拳愛國之心，十分熱愛這片土地。梁先生曾帶領營造學社的建築師們走訪了15個省200餘縣，分析研究了建築文物、城鄉民居和傳統的城市規劃共計2000多個單位。
建築是文化的記錄，除物質功能外，它還是藝術。梁先生始終以一位建築師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建築傳統。1951年4月，梁思成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其中說：構成整個北京的表面現象的是它的許多不同的建築物，那雄勁的周圍城牆，城門上嶙峋高大的城樓，圍繞紫禁城的黃瓦紅牆，御河的欄杆石橋，宮城上窈窕的角樓，宮廷內宏麗的宮殿，或是園苑中嫵媚的廊廡亭榭，熱鬧的市心裡牌樓店面，和那許多壇廟、塔寺、第宅、民居，都是藝術傑作。每一類，每一座，都是過去勞動人民血汗創造的優美果實。最重要的，梁思成先生說，各種類型、各個或各組的建築物，與北京的全盤計劃整個佈局全部配合。
其時，著名的「梁陳方案」不可能被採納幾乎成為定局，但梁思成仍有機會闡述自己的觀點。
所謂的「梁陳方案」，即梁思成與另一名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於1950年2月合作寫出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
《建議》提出，在西郊月壇與公主墳之間的地區建設政府行政中心，認為這將為城市的保護與發展「全面解決問題」，有利於「為人民節省許多人力物力和時間」，有利於「建立進步的都市」，有利於「保持有歷史價值的北京文物秩序」。
其中，兩位學者重點論述了向舊城之外轉移城市功能，是解決舊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辦法：疏散他們，最主要是經由經濟政策領導所開闢的各種新的工作，使許多人口可隨同新工作遷到新工作所發展的地區。這也就說明新發展的工作地點必須在已密集的區界以外，才能解決人口密度問題。
但是這個方案沒有被批准，也受到了蘇聯專家的反對。蘇聯專家認為，北京應該發展成一個工業大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階級人口的百分比，建議政府中心設在天安門廣場及東西長安街上。梁思成對政府中心地點表示不同的意見，並且不斷地向北京市的有關領導人說：「我們將來認識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寶貴，在這一點上，我要對你進行長期的說服。」「五十年後，有人會後悔的。」
《城記》曰：梁思成對拆長安左門與右門意見很大。在梁思成眼裡，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是北京舊城的精華——建築中軸線不可或缺的部分。梁思成用詩般的語言描述：「從正陽門樓到中華門，由中華門到天安門，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這中間千步廊御路的長度，和天安門面前的寬度，是最大膽的空間處理，襯托著建築重點的安排」。拆的時候，梁思成哭了……
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吳日含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吳日含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那是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日含的鼻子，大聲譴責。
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
1954年1月8日，歷代帝王廟牌樓準備拆除。10日，梁思成先生來到現場，當時施工隊正在搭腳手架。他詢問這兩座牌樓照了相沒有？拆下來的部件存在哪裡？重建的地點定了沒有？當聽說相片已照了，立面、側面、局部、大樣都有。梁先生說，北京的古代牌樓屬這兩座構造形式最好，雕作最為精緻，從牌樓的東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門城樓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時候。當他聽說牌樓木構件大部分腐朽很嚴重，施工隊拆卸時十分小心時，梁先生說，感謝！感謝！
我聯想到《林徽因傳》中的一段文字。北平解放前夕，解放軍為保護古建築，夜訪梁思成、林徽因。兩位軍人給梁思成和林徽因敬了軍禮說：「梁先生、林先生，我們早聞二位先生是國內著名的古建築學家，現在我們部隊正為攻佔北平做準備，萬一與傅作義將軍和平談判不成，只好被迫攻城，兵團首長說要盡可能保護古建築，請二位先在這張地圖上給我們標出重要古建築，劃出禁止炮擊的地區，以便攻城時炮火避開。」梁思成和林徽因緊緊握住兩位軍人的手，使勁搖晃著：「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為何「謝」呢？又為何「爭」呢？其實全出於對祖國的愛。1944年，蘇聯建築學者的《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一書，引起了梁思成極大的興趣，並著手翻譯。1952年5月，經梁思成與林徽因譯出。梁、林兩位學者在「譯者的體會」中高度讚揚了「蘇聯在一切建設和工作中的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此前，梁思成、林徽因在為《城市計劃大綱》（雅典憲章）的中譯本合序中，剖析了蘇聯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認為歐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終妨礙著任何改善都市體形的企圖」，導致城市「無限制無計劃地像野草一樣蔓延滋長」的「惡性循環」，「惟有在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下」，這種「病症」才能被治好。可以說，梁思成不僅僅出於對北京古城的愛惜之情才「謝」才「爭」，這當中，更深層次是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真誠嚮往。可惜，他的建議沒人理會。
俱往矣！痛也痛了，傷也傷了，哀之的目的在於鑒之。不哀不鑒，或者哀而不鑒，是使後人復哀後人。翻檢歷史，是為防止重蹈覆轍。但，五十年後，有人後悔了嗎？按照梁思成先生的設想，北京應該有新城，是糖葫蘆一樣的放射狀發展模式，而不是「攤大餅」式的城市生長模式。如今的北京人，對梁思成先生當初的建議，可能有更深切的體會。激增的城市人口，水資源的缺乏，擁擠的交通，緊張的住房等等，城市發展帶來的弊病一個又一個光臨。
當然，人們也不是對歷史毫無反思。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後不再發展重工業」。1999年，北京市作出決定：從1999年到2004年的5年中，把134家污染擾民企業遷出市區。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梁陳方案」陷入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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