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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美國地理學家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 James）在《地理學思想史》一書中，把世界地理學的發展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即古典時期、近代時期與現代時期。他論述古典時期，比較了古代民族如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和中國等在地理學上所作出的貢獻，認為「中國在這一時期地理知識的發展，實際上超過了歐洲」。
《地理學思想史》闡述中世紀世界地理學發展狀況，有此說法：「在這個時期，我們要問，是誰發現了誰？……實際上中國的佛教徒『發現』歐洲和印度，大大早於基督教旅行者的來到東方。」他所說的，正是公元前一世紀，張騫進西域，抵達地中海海濱的安都城（今安塔基亞），再北經小亞細亞半島（今土耳其）入歐洲，南經蘇彝士地峽入非洲；漢武帝亦曾派「黃門驛長」率員自雷州半島遠航至波斯灣、紅海；其時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安息（今伊朗高原及兩河流域）南乘海，「乃通大秦（當時的羅馬帝國）」。
無論是東方發現西方，還是西方發現東方，都不能迴避一個重要的課題：新的地理觀如本促使歐洲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對歐洲新教的觀念及其勃興進行極深刻的論述，並且探索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心理動力（即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生成關係。葡萄牙的航海家認為，地理的新發現為十字架提供了更多等待征服的疆土，他們在致力於擴張天主教信仰的同時，也從事貿易，尋找財富的來源。
中國在世界歷史上，是怎樣由地理學的先進古國演變為遠遠落後於西方？也許，可以轉換一個角度，先看看對西方社會影響至深的觀點——韋伯指出：「生為現代歐洲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歷史問題，都必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為甚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然後，他指出西方的科學和系統神學，是東方所不能比擬的。他一再提及中國的學術，並與西方學術作出比較——
•中國高度發達的歷史學，不具備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的方法；
•印刷在中國古已有之。但印刷的文獻，即僅為印刷而設計並且僅能通過印刷得到的文獻，尤其是報紙和期刊，卻只是出現於西方；
•中國、伊斯蘭國家早已設辦各種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有些甚至在表面上與西方的大學十分相近，至少很像西方的研究院，然而，合理的、系統的和專門化的科學探索，以及經過訓練和專業化的人才，卻只在西方出現；
•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等文明古國都存在著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企業，但在一般很長時期中，不像西方的貿易那樣時續，只是一系列個別經營活動。西方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不論在量的範圍還是在類型、形式及方法上，都是其他任何地方從未有過的；
•中國曾有城市經濟、君王重商主義、保護主義和各種自由放任理論，但沒有西方的合理勞動組織，沒有城邦公民的概念。因為沒有受正規紀律約束的、自由勞動的合理組織，無產者作為一個階級也不可能存在。
這些觀點對華裔學人影響至深，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金觀濤曾把中國封建社會看作一個「超穩定結構」，都不免從轉換探索的觀點開始，通過比較作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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