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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天翻地覆，中國國家命運也在幾十年時間裡根本改變。僅僅30年，回首過去，發生了太多的事。中國改革開放，最具典型意義的地方當然是特區深圳，去年是它成立30周年的日子。宏大敘事的回顧，以各種形式重現了它的大事記。然而，要還原一段真切的歷史，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他們的變遷更具某種本質意義。熊君慧耗費兩年心血以實錄的方式寫作的這本《我的1980——深圳特區民間敘事》（海天出版社 2010年8月版）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她的著重點在特區首創之年的風雨歷程，21個人的記憶，把那個歲月集體打撈出來，呈現於世。
讀這樣的書，讓人看到了社會大變革中人的命運相對於時代的脆弱——個人不過是隨大潮起伏的漂萍，大風起處，所有的樹葉都得迎風顫動，喜怒哀樂也不再是舊日的。歷史的拐點就在這21個人的敘述中凸顯。當年的逃港潮，把一個農村少年造就成香港的名廚。最初的貿易，是深圳河邊的稻草換香港報廢的小車。為了農民去香港那邊辦養雞場，一個叫李定的人耗費腦力，他在體制與地緣的縫隙中周旋。一批香港人神秘地往來海關，他們與人單線聯繫，奔波一天才來到蛇口。他們是為了給蛇口的建設者講課的，每次只來一兩天就走，講的都是內地從沒接觸過的香港的專業制度、技術、法律、政策等。在嚴密檢查的海關，他們講義都不能帶，只有一個大綱。
一個叫梁振英的人，1980年頻繁地出現在蛇口工業區，向蛇口人介紹香港的土地經濟、土地管理制度、銀行制度、城市規劃和房地產開發。那時改革開放的道路通向何方，沒有人知道。姓資姓社就像一個雷區。進出海關害怕被懷疑為「親共」分子。政治部的人有一串長長的名單，那是限制出境的人名。在文錦渡警署的天台上，有一幕無人注意：「從1979年開始，幾個香港警察每隔幾個星期就要拿著望遠鏡遠眺對岸，他們在數深圳又有幾棟樓房建起來了，又聽到了幾聲開山的炮響。讓他們感到好奇的是，這個小漁村究竟在發生著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終於忍不住伸出了『橄欖枝』——邀請深圳5名邊境事務官員免辦簽證赴港一日，參加新年酒會」。奇跡就是這樣一天天發生的，再回首，中國這30年已經走了很遠的路。
中國人是一個歷史意識很濃的民族，可能與中國農耕文明形成的家族與宗法意識有關，尋根認祖與儒家的文化傳統，都是指向過去的。文人寫的歷史都是大歷史，是站在國家與朝代抒寫的大歷史。但是，身處一個市場經濟時代，媒體與信息之發達，讓歷史和歷史意識幾乎在我們眼前消失。我們甚至也沒有了宏大敘事的語境與熱情。全球化時代，世界是平的；經濟時代，歷史似乎也是平的。大國崛起的時候，作為它內部的國民，對自己的歷史沒有足夠清醒的認識與感受，這也許是陰影所致——經濟的改變襯托出不被改變的東西——它給人帶來了不平、不公正的痛苦。社會巨大的變遷與個人命運巨大的沉浮，這是大時代才能發生的事情。作為個體的人，面對著生存的競爭、自身的利益，無力超拔，也就無力感受大時代世界格局的變化。但是，時間消逝，歷史是不應該忘記的，總有人拿起筆，記錄自己生活的時代，思考世界變遷的意義。
熊君慧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一個記者，把自己的眼光延伸到了歷史，把人們即將丟失的記憶撿起來，讓鮮活的歷史走進文字。作為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她無疑是在尋找自己出生年代的歷史，她對歷史的好奇轉自於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她的民間角度即是一種田野調查，證明了即便是當下的歷史，田野調查的方法仍然是有效的。我們無法預言世界及歷史，但我們可以記錄它、珍視它。當一切過往呈現時，很多當初的困惑已經不再是困惑，一些尖銳或不尖銳的現實問題，也許在這樣的敘述裡有了朦朧的脈絡。 ■文：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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