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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國川
出版：三聯書局（香港）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
定價：港幣98元
是時代決定了人的思想，還是人的思想創造了時代，這是一個永遠糾纏不休的問題。時代是主觀的時間概念，對一個時代的定義往往引起爭議，正如有論者將80年代的起點定於1977年文革結束時。不過，對於「時代」的貢獻，人們幾乎意見一致，例如五四時代和本書所要梳理的80年代。人們界定這些時代，通常參考活躍於文化界的一輩的年齡和共同經歷，就80年代活躍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共同經歷源自文革時期的啟蒙，這本書就是作者馬國川對於活躍於當時的學者的訪談錄。
文革雖然是禁絕一切文化的年代，但舊有學術制度的顛覆，卻引起青年學子在課堂以外，悄悄地進行自我教育，由於他們悄悄地探索學問，故得以繞過官方意識形態。而且當時許多能引發思潮的讀物都在高幹子弟的朋友小圈子裡秘密流傳、散播，以至在那個政治、文化上的黑暗年代，少數年青知識探索者的研究和創作竟得以發芽，以致日後影響深遠地反饋社會，在以後日子對修復高等教育制度起了關鍵作用。他們在文革後作的學術選擇也影響了該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例如社會學家李銀河那一代是文革後第一批從事這種被視為「右派」學術的研究者，她的著述至今對中國社會學研究仍有很大影響；金觀濤以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三論）研究歷史更掀起科學方法論熱。
當然，改革派對文革封閉思維的棄絕，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他們在文革後70年代放出了自由開放的聲音，書中多位受訪學者就曾被改革派官員（如鄧小平、萬里等）邀請主持學術機構工作，當時黨內也有一些開明派雜誌編輯，肯刊登批判性較強的學術文章，如主持《歷史研究》的黎澍刊登了李銀河討論「封建社會主義」的文章，當時許多介紹外國新思想的出版叢書，例如金觀濤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對社會起了思想激盪作用。這些自由聲音在80年代遭遇過兩次短暫的阻撓（「反精神污染」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90年代，政府刻意壓制這種大膽嘗試的自由精神，只有經濟改革依舊以高速進行。
相對於經濟掛帥的九十年代，沐染自由氣氛的80年代的確得天獨厚，它沾染了文革遺留的革命浪漫氣質，另一方面又有後者的天真空泛，它讓各文學實驗及思潮湧現，同時因為改革開放讓這些學子重新接觸國外的社會及學術環境，於是他們像海綿般吸收不少新思想。李澤厚說那是一個激情的時代，劉再復說它是「有鈣質的年代」，那意味著90年代就是沒有鈣質的年代。文革所帶來的匱乏同樣為它締造了零度的起點，很多學者的思想建構，像李澤厚的批判哲學、劉再復的「人道主義文學觀」及「懺悔意識」、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中以三論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其實都是回應馬列主義官方意識形態，以「新方法」研究哲學、文學與歷史等學科。
這些理論大膽地指出，毛時代的中國其實就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幌子延續其反對的封建主義，他們從歷史辯證法的觀點出發，卻在當時中國的政治中發現謬誤，所以才探索一道真正民主自由，或救國憂民的道路。回顧今日，許多內地學術討論，其根源幾乎都離不開80年代的學術討論。不過，以思想為表徵的80年代同樣有其悲劇本質：它無法被承繼下去。李澤厚說，被強調經濟掛帥、「四星（影星、歌星、球星、節目主持星）高照」的90年代取代了，於是那時代的「革命」變成了「告別革命」，而這一群曾經閃耀的知識分子，大部分變成了學術機構的一部分，也有人棄學從商，如搞技術革命的溫元凱就開了諮詢顧問公司。當作者與他們談起那段激盪歲月的時候，他們的臉上泛起充滿淡淡哀傷的憧憬，似乎那早已缺席的年代又重現眼前。這不僅是抽象的人與時代的關係，也是一種單純的愛情，就像李銀河與右派子女王小波的初戀般，超越了階級與政治的算計。
每當作者和被訪學者談到那段歲月的意義時，他們總會想到「啟蒙」一詞，作者甚至引用康德對「啟蒙」下的定義：脫離人類所加諸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以中國歷史脈絡來說，他們無疑認為文革是五千年封建思想假新制度以束縛人民的黑暗時代，而80年代就是黑暗時代以後的黎明，可是這短暫的黎明無力在「大國崛起」的瘋狂時代中力挽狂瀾。究竟那一段激盪歲月是否已經夭折﹖還是先天不足地成長﹖這不好回答，但它已在一群見證者心中遺下最美好的回憶。 ■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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