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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好人》劇照
在「演戲家族」云云作品中，音樂劇的上演大多集中在2000年後；再演《遇上1941的女孩》是分水嶺。今年在網上進行「最入心劇目」投票活動，得獎的《一屋寶貝》是劇團三度公演的音樂劇。這多少反映了近年觀眾對這表演形式的喜愛和劇團專注發展的成績。
《1941》處理本土情懷
當年重新製作的《1941》以長檔期方式搬演引起不少迴響。「九七劇」後一波有潘惠森的「昆蟲系列」探討香港人生存狀態，至於歷史的尋探行動則有《飛吧！臨流鳥，飛吧！》等；但以懷舊作為身份探索的方式，則以戲劇摻雜音樂的形式較受歡迎，杜國威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是一例。同樣是透過對已逝時代、前人足跡和奮鬥精神的想像，從焦慮中確立前進意義的《1941》，則借用西方音樂劇形式處理本土題材。
對音樂劇的有限了解令創作人採取一種小心翼翼的嘗試心態；作品旋律傾向容易入耳和消化，流行曲格調和情感框架容易引起共鳴，但對於以樂曲盛載和推進複雜情節的處理卻未有很準繩的把握。即若如此，作品情懷對觀眾來說有另一層時代意義；另一點是當時《雪狼湖》多少鋪墊了觀眾對本土音樂劇形式的嘗試與接受。欠星味的《1941》的成績，無疑是對劇團和同業的啟示。
音樂劇作為另一進路
因此同時間出現了好些個別原創音樂劇（場），如鍾志榮的《紅》、「樹寧．創作式單位」的《海闊天空》等，不過仍在摸索市場策略和創作形式。同屬「家族」的《邊城》（2001）在運作上有《1941》的影子，擷取沈從文原作中的情懷加上對形式的再追求，讓劇團漸走上音樂劇創作的前線位置。
「後九七」原創劇進入議題失落的探索與觀望期，一些劇團轉向與年輕人透過編作方式找尋新的可能性；而音樂劇則是另一進路。《邊城》選擇經典雖不一定比處理本土題材的難度低，但卻暫緩在題材探索上的挑戰。及後《K城》是對城市破落重生的呼喚，但潘惠森的文本卻不容易轉化成音樂劇；周旋於音樂劇形式的追求與本土題材的結合令劇團似乎有點進退失據。
「好人」示範作
2003年為本土題材帶來另一波探索，調侃式鬧劇《東宮西宮》的異軍突起令《酸酸甜甜香港地》（香港話劇團）這些擁抱「前進情懷」的音樂劇變得相當尷尬。而《四川好人》的出現剛好迴避了題材時宜不合的問題，亦令合作的新組合（作曲高世章、作詞岑偉宗和導演彭鎮南）在文本上有較準繩的把握。
岑偉宗曾言《四川》的經驗與他原來的想像不同，音樂和戲劇的互動是討論出來的；如開場曲地方色彩濃烈的音樂奠定了整個作品的風格，數分鐘內老王講述了四川困境和碰上找好人的神仙的遭遇，鋪墊了故事背景與推動情節。專攻音樂劇創作的高世章對形式的專業掌握，無疑為本土音樂劇的創作帶來生氣；《四川》儼如「示範之作」。
何尋可塑性高的文本
《1941》與《四川》可視為「演戲家族」音樂劇兩階段進路的重要作品。前者屬「土製式」創作，本土關注和形式嘗試反映其摸索的意味，看的是音樂劇是否能夠融和「港味」而能開拓觀眾市場的可能性；後者則借「穩陣」文本的力，去打造形式上的專業性與維繫觀眾的忠心度，劇團稍後製作的《白蛇新傳》乃是沿用這個方式創作。面對本土音樂劇創作的發展，尋找可塑性高、共鳴感強的文本是一大難題。像話劇團在2007年製作《頂頭鎚》，「代表中國的香港腳」這些意識形態題材，恐怕音樂如何力挽都無法牽動觀眾的投入感。
《一屋寶貝》的出現誠然有把握：柳美里這舶來的文本有動人基礎，高曲岑詞彭導則追求形式上的成熟；在大劇場的重演讓「演戲家族」回勇至前線位置。不過所謂「本土原創」總令人格外期待，雖說好文本不理出身，但本地疲弱的文本創作力亦見隱憂。乾脆找個百老匯作品照辦煮碗如「風車草」近作《I Love You Because》固然可行，但未必能為本地劇壇帶來多少養份。《寶貝》帶來的甘潤反映音樂劇對觀眾來說仍有吸引力，西九舞台對之的渴求亦是昭然若揭的。只是動人與煽情一線之隔，《寶貝》的溫情有不少觀眾熟悉的港、日電視劇與電影的影子，這些元素往往是創作無往不利的黑洞。
《四川》重演見飽和
《四川》夾著《寶貝》的餘勢剛完成七場重演，市場明顯有點飽和：一是重演劇目，二是獨立主辦的票價明顯亦較高，三是布萊希特的文本正與投入、溫情唱反調，四是缺乏有號召力的演員。劇團在短時間內搬演兩劇除了對維持製作水準構成壓力外，票房「走鋼線」亦令宣傳文案的視點變得模糊，遊移在留住《寶貝》的觀眾與忠於布氏精神之間。事實上，去年底「Theatre Noir」的音樂劇《動物農莊》即使有學生支持仍見營運吃力；嚴肅議題的音樂劇探索即使有人肯做，但如要獨立投資製作恐怕仍令劇團卻步。
《四川》中神仙都不敢判斷如此世道當走正或歪；好人沈德不一定善，歪的水大亦不絕對邪。有趣的是水大看來像惘惘的市場與觀眾；而沈德則如創作人面對下一代觀眾的承擔與堅持。如何游刃有餘是功力，「演戲家族」肯走鋼線乃見其選擇；劇團將再演的荒誕音樂劇《車你好冇》是本土題材再開掘，另一波針對香港人生存狀態的創作已陸續開展，對音樂劇發展來說無疑是新契機。自求多福的結局，不只是布氏留予觀眾的思考，亦是給香港劇場的一個挑戰。 ■文：陳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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