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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 網上圖片
吳小彬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中，有如下一段對話：
基里洛夫：上帝是少不了的，所以他應該存在。
彼得：呵，這很對呀。
基里洛夫：可是我知道並沒有上帝，也不可能有。
彼得：這很可能。
基里洛夫：難道您不明白，一個人同時抱著這兩種想法是活不下去的嗎？
彼得：所以就得開槍自殺？
基里洛夫：我必須表明我不信神，對我來說，最崇高的思想莫過於沒有上帝。人毫無作為，卻發明了一個上帝，為的是活下去，不自殺，這就是迄今為止的全部世界史。在世界史上，我是第一個不願意發明上帝的。
基里洛夫果然自殺了。可他並非為上帝問題痛不欲生的唯一之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為此問題同樣備受煎熬。伊凡響徹整個地球的名言是：「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都是可以允許的」。伊凡的思維方式與基里洛夫相同，只是他的思想更犀利，提出的質疑更尖銳。
伊凡問的是，既然上帝是無所不曉、無所不能，是至愛至善至真和人類的最高立法者，那麼，當土耳其士兵設法將抱在母親懷裡的嬰兒逗笑，然後用手槍把嬰兒腦袋打碎的時候，上帝在哪裡？他為甚麼不降臨大地表示憤怒？還有，當那位兇殘的將軍，唆使狼狗將一個年僅8歲的孩子撕成碎片的時候，上帝又在哪裡？他為甚麼又一次不加阻止、不予譴責？——這樣的上帝，難道是可信的嗎？退一萬步說，即使他存在，又有何用？他的價值，甚至抵不上受難的孩子的一滴眼淚、一聲哭泣。既然如此，上帝所代表的終極價值，豈不是虛妄？上帝的神聖天父身份，豈不是可笑？既然明辨善惡的上帝沒有了，既然人類倫理和社會規範的立法者不存在了，那麼人還有甚麼必要遵守道德與倫理呢？本來，人之所以樂善好施、關懷鄉鄰、博愛眾人，是因為在上帝的神聖和人類的生存意義之間存在著聯繫，是因為通過遵守道德戒惡行善，人可以分有神的榮耀，超越自然萬物而獲得尊嚴感，進入精神上的崇高境界。可是現在，孩子的無辜被害，母親的悲痛哭嚎，兇手的逍遙法外，共同構成了確鑿的證據，證明了上帝的並不存在，證明了並沒有一個崇高完美的神聖，可以讓人追尋信仰，可以因行善事受其寵愛，如做壞事則遭懲罰。行善與作惡，好人與歹徒，既然全無果報，無獎無懲，結局一樣，那麼他們之間還有甚麼根本區別？又有甚麼必要加以區別？由此推導下去，結論只能是——一切價值都是虛妄的，一切行為都是可以允許的，一切的一切，全都是無可無不可。
基里洛夫和伊凡的內心痛苦及分裂，他們在信仰道路上的質問、猶疑與探索，作家本人是感同身受的。基里洛夫說，「上帝折磨了我一輩子」，類似的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說過。1854年，在一封信中，他寫道：「我是時代的孩童，直到現在，甚至直到墳墓都是一個沒有信仰和充滿懷疑的孩童。這種對信仰的渴望使我過去和現在經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對的論據越多，我心中的這種渴望就越強烈。」1870年，作家談及《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創作時說：「貫穿在小說中的主要問題，就是我有意無意之間苦惱了一輩子的問題——上帝的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上帝的信仰，絕非愚昧和被動的接受，更非盲目追隨東正教傳統，而是經過了反覆的思考，忍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抗拒著內心分裂的痛苦，憑著一種深邃的宗教情懷得到的。由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經歷，他明白，基里洛夫和伊凡對上帝的質疑及反抗，是由人類理性和實證主義推導出的虛無主義，這種思想植根並發端於人性的深處。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考查「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都是可以允許的」這句話，便會察覺，它的前半句是虛無主義的前提，後半句則是虛無主義的結論。從邏輯上講，誰都可以據此推演下去——既然一切都是可以允許的，那還要道德幹甚麼？既然道德都不要了，那人不是可以為所欲為了嗎？不是可以隨意偷盜搶劫、殺人放火了嗎？不是可以任意欺詐別人而不受良心譴責了嗎？不是可以任窮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餓斃街頭，自己卻衣著華麗、載歌載舞、燈紅酒綠，而且一點也用不著感到羞恥，甚至連一點惻隱之心都不必有了嗎？——這，不僅僅是由虛無主義的邏輯能夠作出的推論，它們恰恰是19世紀下半葉俄國社會的真實狀況。而且，更可怕的是，它們是不信上帝沒有信仰的人的人心所向，是沒有愛心的人的人性之必然。
正是看到了虛無主義的偏狹和自私，正是因為擔憂虛無主義的冷酷邏輯和荒唐結論對人們的毒害，陀思妥耶夫斯基殫精竭慮、日夜寫作、慘淡經營，與虛無主義鬥爭了一生。在作家看來，搶劫、偷盜、詐騙、兇殺、賣淫，種種人間罪惡、苦難及社會腐敗現象，這些全不足懼，並非不可防治，真正令人恐懼、不易救藥且難以根除的，恰恰是各種虛無主義思潮，是這些思想和思潮對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腐化與裹挾。怎樣才能化解這種危害，怎樣才能恢復上帝的威信，怎樣才能使耶穌的愛普及人心，這些問題一直困擾和激動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對信仰的虔誠和用心的良苦，今天想來都是令人感佩的。
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時，我不禁在想，在中國，我們為甚麼就鮮見陀氏的這種情懷？為甚麼我們就沒有這種對罪惡與苦難的審視以及這種對神聖終極價值的執著追尋？是中國人從來就生活得美滿幸福，這片土地上沒有多少罪惡與苦難，因此無須費心去探源索流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限於文章篇幅，歷史上的罪孽，這裡就不談了，單說近年來駭人聽聞的種種事實吧。貪污受賄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貪官污吏，一個接著一個，前仆後繼，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想的？他們為何如此貪婪？一些掌握公權者，動用暴力對平民房屋強制拆遷，引發了一起又一起血案，他們的心腸是石頭做的嗎？他們自己及父母不也要住在屋子裡嗎？他們怎麼就對被拆遷者沒有一點惻隱之心？還有胡斌、李啟銘、藥家鑫這些馬路殺手，怎麼竟視他人生命如草芥？那些製造假煙、假酒、染色饅頭、有毒奶粉，用硫磺熏中藥、用瘦肉精餵豬、用膨大劑催熟西瓜、將含劇毒農藥的水果蔬菜投向市場的人們，良心到哪裡去了？他們還有沒有一點點道德？
對這些罪孽與惡行，我們不僅要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中尋找原因，而且要借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法，從人性、道德和信仰危機的角度去辨析。這樣我們就能明瞭，上述罪孽的行施者，都是一些失去信仰和從來沒有信仰的人，都是不知和不信世上有神聖價值的人，都是一些自覺或不自覺的虛無主義者。正是因為失去或沒有了信仰，他們才隨世俗潮流浮沉；正是因為不知和不信神聖價值，他們才把金錢看得比一切都重，才為了金錢不擇手段；正是因為精神和內心的空虛，他們才放縱自己、踐踏道德，無視別人的幸福、健康乃至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告訴我們，要改良社會，要恢復和重建華夏道德體系，要讓罪人戒惡從善，要讓慣於在虛無中生活的人們守倫理講良心，我們就必須為文化、道德尋找神性終極價值作為根基，要用可靠的信仰重塑人心，用愛給斷裂的社會補情，只有愛能化解偏見、成見與仇恨，讓人看到希望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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