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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Anatomy of Influence（影響的剖析）
作者：Harold Bloom（哈洛德．布魯姆）
出版：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定價：港幣243元
文：彭礪青
布魯姆在70年代以《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書震驚英語文學評論界，成為他的畢生學術標誌，但隨後卻沒有以理論作品繼續鞏固其理論基石，反之寫了不少關於解讀聖經、猶太卡巴拉教義、莎劇及英詩等的評論書。多年以後，作者以耄耋之齡寫出了《影響的剖析》，剖白他的閱讀經歷，並重申《影響的焦慮》的主題。
所謂「影響的焦慮」本是布魯姆閱讀詩歌的理論主張，主要是參考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對「焦慮」的解釋，將詩歌文本視為作者受詩歌傳統影響的結果。根據布魯姆的理論，每位文學家天生皆有與前人爭雄、甚至超越前人的慾望，這成為了延續文學譜系的原動力。布魯姆以莎士比亞為英美文學譜系的坐標，後者在各方面影響了密爾頓、濟慈、布雷克等英國詩人﹔而惠特曼則為這一傳統在新大陸的對立人物，他影響了布魯姆鍾愛的哈特．克萊因和華萊士．史蒂文斯，還對博爾赫斯甚至艾略特等詩人產生影響。這與當時大行其道的文本分析大相逕庭，循文學傳統影響分析作品的做法也受到不少人的議論。
即使作為一位文學評論家，布魯姆也深受弗萊（Northrop Frye）《可怕的對稱》（The Fearful Symmetry）一書影響，畢生保持對弗萊的崇敬。作為著名的耶魯文學教授，布魯姆對「新批評」不滿，更不苟同受法國解構、後現代思潮影響的新犬儒派觀點（Neo-Cynicism），承繼了弗萊的文學評論精神及對聖經的詮釋。「可怕的對稱」是布雷克詩作《虎》的末句，而被弗萊引用為書名的布雷克詩歌評論集則是在二戰時寫成，正如與弗萊觀點下的布雷克詩歌一樣有其歷史社會語境。布魯姆身上亦帶著大量弗萊的痕跡，此書名稱更令人聯想到弗萊晚作《批評的剖析》。
書中的文學觀點頗具啟發性。布魯姆自道：一直以來，「文學之愛」（literary love）是他閱讀及文學評論的驅力，文學評論家必先愛上閱讀某詩人的作品，才能在喜愛和了解之上創立自己的評論﹔同時，他也討論了「崇高」（The Sublime）。自羅馬的朗吉努斯以來，「崇高」成了文學的目的，甚至影響到哲學家柏克和康德的美學觀點。但在多年追求這種「超驗」美學特質過後，作者直言自己還是比較認同伊壁鳩魯式的閱讀愉悅，這又可以「文學之愛」作參照。
布魯姆視莎士比亞筆下人物為日後文學發展的線索，其實莎劇人物既是贏得後世讀者歡心的要素，也是精神分析的最佳範例。而布魯姆則以哈姆雷特和伊阿戈兩大角色為例，說明莎士比亞創造了杜思妥耶夫斯基都沒法灌注其中的元素﹕人物的良知（conscience），這種彷彿內在獨白的聲音，正好成為後世英美詩歌在文類（genre）敘述及抒情方式上的重大泉源。
雖然有莎士比亞這堵經典之牆的焦灼，詩人們還是透過對伊壁鳩魯派哲學的影響焦慮進行創作，其影響之源頭即為伊壁鳩魯派詩人盧克萊修。作者認為這種情況發生在其聲音比不上經典人物（如但丁、歌德等）強大的詩人身上﹔例如在19世紀的英國，最明顯的例子無疑屬於雪萊，在意大利則為萊奧帕爾迪，如此現象還發生在後來美國的惠特曼和華萊士．史蒂文斯身上。憑藉這種詮釋，作者把雪萊、惠特曼和華萊士．史蒂文斯重新視為另類經典，這與現代派詩人艾略特之重視密爾頓或詩人奧登之推崇拜倫，其精神南轅北轍。作者在書中也記載了奧登在作者面前質疑雪萊的經典地位，然而布魯姆卻在兩位現代詩人的正統基督教觀點外，加入了享樂主義的文學旨趣作為目的，豐富了傳統對詩歌創作動機的慣性答案。
除了影響的焦慮和寫作的愉悅外，是否還有別的原因讓詩人創作﹖從文學史上（尤其是詩歌史）看，似乎「重塑現實」只是小說家動筆的最大動機。或有論者認為布魯姆無視現實，在強調階級、社會關係和歷史的左翼文學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眼中，布魯姆的著作只不過是花哨的文章而已。這卻屬於兩套水火不容的價值觀，沒有其中一方可以指出對方全然謬誤，兩者各自解釋文學領域的不同範疇，當可發揮互相補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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