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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戴道華
當今國際貨幣體系最主要的特點是美元主導(無論是國際儲備貨幣、國際債市和銀行信貸、國際外匯和商品市場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美國帶來了鑄幣稅、低交易和借貸成本、以及無需憂慮經常帳赤字等好處的同時，也催化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的重大失衡。經濟迅速崛起的新興市場由於人均收入偏低，增長便以出口和吸引外來投資導向，加上歷史上屢次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便積極累積外匯儲備，並大部分轉而投放在美元資產上。
這相當於向美國政府和企業作出了低成本的借貸，供美國消費者在低儲蓄率下過度消費，供美國政府和企業在高負債下過度投資，新興市場內部則顯得消費和投資不足，惟美國的過度消費和投資卻最終引發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次按危機乃至金融海嘯。這暴露了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所存在的矛盾，因此後危機時期改革的呼聲和壓力不斷增大。
美元貶值帶來通脹風險
聯儲局長期維持零利率、推出兩輪量化寬鬆的行動，則有財赤貨幣化的嫌疑，對美元匯率更是百上加斤。美國財政部有時連口頭上的強美元也欠奉。不僅如此，弱美元對全球商品價格及通脹帶來重大刺激。非美元區經濟體尤其是新興市場既要承擔其逾6萬億美元官方外匯儲備巨大的匯率風險及市場風險，也要承擔由美元貶值而帶來的通脹風險。QE3會令這種矛盾進一步激化。
平心而論，在美元作為首要國際貨幣的責任和義務與美國國內政策需要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時，要求美國只考慮其外部責任而放棄其內部政策目標也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根本的解決之道只有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減低全球對美國國內政策的風險敞口，擺脫被美國國內政策所驅動的種種風險。但在目前歐洲深陷主權債務危機漩渦，日本自顧不暇，發達國家貨幣難有作為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無疑是較有可能成功且較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手段，否則未來幾年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將會毫無寸進。
在目前英鎊、日圓和瑞士法郎的地位相對不變的前提下，如果人民幣的發展最終能形成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三隻貨幣之間的相互制衡就應該能大大紓緩全球失衡以及風險集中的問題。美元國際貨幣地位趨降，美國難以像以往一樣取得國際廉價融資來支持其過度消費和投資，相信就能倒逼其經濟腳踏實地地可持續增長。而即使美國國內政策不利美元，但歐元和人民幣幣值的變化或會使均衡持有這三隻
人民幣國際化助穩金融
新興市場即使繼續累積外匯儲備，三隻貨幣可供選擇也能達到分散投資、分散風險的目的，更不用說他們其實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調整組合。國際商品市場定價多元化，至少能把商品價格變動與單一貨幣匯率波動脫鈎，讓其價格更多是反映供求的變化，從而增加市場的穩定因素。據此，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都會有促進作用。（摘自中銀香港財經評述，《評估美國推出QE3的可能性及其影響》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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