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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是否香港所有內地新移民都是佔公屋、搶綜援、公德差、低薪資的「蝗蟲」？他們與本土「對立」，很可能會模糊社會的焦點，也不利於各個族群建立共融和諧的社區關係。因此，本報副刊記者特別訪問了那些香港人眼中的「成功者」，聆聽他們的故事時，千萬不要忘記——他們曾經都是「新移民」。
1988年秋日的某個黃昏，來自廣東梅州的一個客家少年初來香港，剛走進深水埗的唐樓，就因無法接受「屋小人多」的現實，哭著鬧著想回內地老家。爸媽的安慰，讓他勉強住了下來。轉眼間，已經「勉強」了二十多年，他如今成為了大學教授。讓我們來聽聽香港城市大學助理教授陳學然的故事。
■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副刊記者 徐全
小學時，我是「大陸仔」
「我在內地農村生活，不了解外界，雖然生活清貧，但是簡單快樂；可在香港，我第一次用雙眼看到比自己優越的生活，所以出現了『失落在都市』的感覺。」生於廣東梅州的陳學然，隨著家人來港定居，巨大的差異感並非來自內地與香港的比較，反而是在燈紅酒綠的都市背後如何尋找自己的位置。「值日」、「大掃除」、「少先隊中隊長」，這些內地的印跡，使他習慣過集體生活；但在香港，他不懂粵語，放學回家也不用再下田，只好一個人在屋子裡呆著。
不似如今，社區有大量新移民輔導團體或是課程幫助新來港人士，殖民地時代的新移民「被遺棄感」特別強烈—「但不是社會或者本地人遺棄了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將自己遺棄了，人不能夠自暴自棄。」陳學然認為，有機會就不能放棄，上學總好過失學，雖然他曾經就讀的小學後來倒閉了；有屋住總好過流落街頭，雖然七百呎的屋子住進了四戶人家共十六個人。「雖然我爸在酒樓打雜，我媽媽是織衣女工，但我們沒有去申領綜援，靠自己雙手吃飯。」他後來的人生轉折，或許就來自於這種信念。
「告訴你，我來香港以後，上小學的第三天就和同學打架了。」這是用童真與淘氣都無法解釋的行為，「因為他們稱呼我是『大陸仔』。」兒時因此而火冒三丈的陳學然，如今提起這件事，似乎是一種悠閒中的自我解嘲。
準備見工時，我是「新移民」
到了要見工養活自己的時候，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是新移民家庭的孩子，要早當家。為了有一技之長，彌補英文成績的不足，成績平平的陳學然，升讀職業先修中學，學習工科。但命運弄人，工科行業在香港逐漸沒落，他只能修讀中文專業的高級文憑課程。「一切改變，都是為了有一份能夠減輕父母負擔的穩定工作。」
命運的軌跡並沒有很多的必然，由於學歷低與出身貧寒，當真正準備見工時，他對「新移民」標籤有了成人般的思考。「中學畢業，在觀塘的飯館當傳菜員，確實累到不行，體會到父親的艱難，是否新移民一定要永遠生活在草根中？」
原本打算在副學士畢業後從事文職工作，但1998年金融風暴爆發，就業舉步維艱，於是他繼續升學，成為城市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正式進入大學，一切開始改變。系統化的高等教育讓他體會到知識改變命運，「對於一個普通的新移民而言，刻苦讀書是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在大學裡，接觸的人多了，接觸的面向也廣了，成績優異的他開始為自己曾經的付出找到了必然的理由──成為城市大學中文系第一屆畢業生，升讀哲學碩士與博士，然後留校擔任講師並在後來成為助理教授。攻讀博士期間，政府每個月的獎學金，他都會拿出其中的七千元交給母親，因為沒有家人當初的「挽留」，自己很可能就失去了機會。
如今，我當然是香港人
從1988年來港，到2008年成為助理教授，整整二十年，發表了二十多篇論文的陳學然，有四件事最令他快樂，也是他覺得最成功的地方：第一是兒子出生；第二是拿到博士學位；第三是從講師晉升為助理教授；第四是買了很稱心的房子。這是客家人率直性格的本色，也是對家人的責任。歲月的痕跡更多反映在他的粵語上，如今鄉音雖在，但他已融入香江生活。
乍看之下，陳學然的人生軌跡似乎很平淡，任何人的成長故事，用文字寫在紙上，其實都非常樸實平淡，新移民也不例外。如果一定要找出陳學然不同於其他人的地方，那就是他在每一次人生轉折點時的果斷抉擇，每次都將危機變為轉機。
「如今的我，當然是香港人了，絕對不再是以前香港電影中吃得特別多的那種諷刺新移民的『阿燦』形象。」陳學然認為，如今來到香港的內地人，多數是「非才即財」的類型，來自各個省份，這與傳統的新移民局限於廣東或是福建且生活在「草根」狀態中，有巨大的差別。不同族群的相處，歷史記憶與情感經歷的不同，必然會產生差異，有限範圍內的對立其實是正常的現象，在互相接觸中可以學到對方的優點。陳學然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與文化，他憂慮的是，如果不曾經歷新移民歲月的香港人，根本沒有意識到內地本身以及來港人士結構的變化，香港有可能出現「港燦」——自我批判消失，凡事委過於人。
自然而然成為香港人，既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對昔日奮鬥的回憶，但更多的則是對當前與未來生活的打算，也會面臨香港人通常要面對的問題，孩子的教育就是極為凸出的一個方面。陳學然的妻子是翻譯系畢業，在中學擔任教師，但是為了孩子的教育，不得不辭去工作，成為全職母親。某種程度上，這是香港教育界的一個現實，唯有陪伴在孩子身邊，才能夠讓下一代體會到家庭的溫暖與社會的責任。所以，養家的重責義無反顧地落在了丈夫的身上。
二十多年的奮鬥歷程，對「責任」的擔當，對父母的孝敬之責，對妻子的關愛之責，對孩子的撫養之責，對學生的教育之責，這些都是陳學然生活得以不斷改變的主因。「新移民意識到自己對他人的責任，就可以逐步進入主流社會，也不會再有人忽視你的存在，我真的很願意幫助那些有需要的新移民，也願意和他們分享我的人生。」這是與本報記者話別時，陳學然的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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