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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英的辦公室裡堆滿了登山用具。 北京傳真
詩人駱英登過全球7座最高的山峰，外加南北兩極，圈內稱之為「7+2」。全球完成「7+2」的一共有15個人，他是其中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詩人。在包括三上珠峰的艱難跋涉中，他用自己隨身攜帶的紙和筆，記錄下自己的觀察、感觸與思考，最終完成了詩集《7+2登山日記》。這本中國首部極限寫作詩集日前在北京大學首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凱雷、江鑫嫻 北京報道
《7+2登山日記》的封面，深邃的灰藍色背景下，宏闊雪山若隱若現，一頭騾子的骨架躍然紙上，似乎在告訴人們登山也是在面對死亡。採訪時，駱英興奮地告訴記者，這本詩集剛剛獲選「2011中國最美的書」，並將同其他19本「美麗的書」一起，赴德國萊比錫參加「世界最美的書」評選。
表達情感與生命
駱英愛詩歌，不是士大夫式閒情逸致的那種愛，而是視詩歌為精神存在。詩歌是情感和生命體驗的表達，當代中國需要有力量、有真切體驗的詩歌。駱英說：「我在海拔8300米高度的時候，可能只有8、9歲小孩的智力，腦子想半天也集中不了精力，下筆很慢，但那時寫出來的詩歌非常具有現場感。」
《7+2登山日記》完整保留了人在瀕臨艱危時的意緒和情感、生命的局限以及它的諸多可能性。駱英十分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詩歌，他說：「這些詩都是我自己的，是用我的孤獨、痛苦、絕望換來的，是以真實的體驗為基礎。」他的詩歌關注自己生活的現場，善於發現生活中的詩意，同時始終保持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
生命足跡與詩歌寫作融為一體
駱英的詩在語言上通俗易懂，但是隨著閱讀的深入，會逐漸感覺到其中的「難」。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評論家張清華認為，這種「難」，歸根結底是人格的「難」，就是一個已經有非常極致的人生體驗的人，還希望有更高的體驗——與天地精神的對話和往來。
張清華表示，理解駱英的詩歌仍舊要從一個傳統開始，這首先會讓人想到一個詩與「行動」互相統一、互為見證的問題。用海子的話說，這叫做「一次性的詩歌行動」。這強調了「文本」與詩人的「行為」之間的對應與印證關係，文本因為行動的見證與人格的踐行而顯得非同一般。用通用的詩學概念來表述，這應該叫做「生命本體論的詩歌觀」。那甚麼是生命本體論的詩歌觀呢？就是生命足跡與詩歌寫作融為一體的詩歌觀。
北京大學教授、評論家謝冕這樣評價駱英的詩：「這是一位在世界的最高處、最遠處也是最難處寫詩的中國詩人。詩集記敘了一個生命所擁有的全部豐富性和所能抵達的高度。詩人面對的始終是人生的極限，他選擇面對，而不是規避。甚至在非常危急的情況下，他還不缺乏幽默感和輕鬆感。」
亞洲詩歌回歸母語
中國乃至亞洲的詩歌未來將走向何方？對此，駱英表示，以往，亞洲現代詩歌在語言、節奏上，受西方影響極大，但是現在走到這一步，我們發現自己走不下去了，因為脫離了母體文學。所以他提出口號—回到母語的懷抱。讓新詩回來，從文化源頭去找，然後讓亞洲詩歌再出發。駱英說，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現正面臨著劇烈的社會轉型，現代化和傳統正產生強大碰撞，詩人的生活遭遇巨大變化，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持續而深入。「作為亞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詩歌源遠流長，在每一個時代的關鍵時刻，都不甘寂寞、勇於吶喊。現時的中國詩歌回歸母語正當時。」
助力詩歌發展
除了詩人，駱英還是一個商人。他認為，嚴格來講，他的人生發展跟詩很近。他做企業也好，做甚麼也好，詩始終在起作用。「詩總是在追求更美好的東西，我們永遠需要更美好，是一個追求探索的精神。」駱英認為，以後中國要加大普及中國詩歌的力量，從古典詩詞到現代新詩。「很多國家每年都有詩歌節，我們國家剛剛開始辦中國詩歌節，這麼大的民族、國家發展到今天，詩歌不回來是沒有道理的。」他並表示，將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詩歌的發展，包括給予更多的資金支持。
駱英（本名黃怒波），1976年入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著名學者謝冕教授，此前已在報刊發表多篇詩歌作品。1992年8月，出版詩集《不要再愛我》。1995年，出版詩集《拒絕憂鬱》。2003年7月，出版詩集《落英集》，收錄了「落英季節」、「孩子」等160首詩歌及組詩。2005年1月，出版詩集《都市流浪集》，詩集以都市生活為主要題材，收錄了「在都市流浪」、「在路上」等詩歌及組詩104首。2005年9月，出版了中國首部影像中篇小說《藍太陽》。2008年1月，出版詩集《小兔子及其他》。詩集透視了在城市生活的物化趨勢中，科學發展工業進化使靈魂受到嚴重的擠壓，使人性傾斜乃至死亡，既是生命的死亡又是人文文化的死亡。2011年11月，出版詩集《7+2登山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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