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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紀錄片大會開幕式播放香港紀錄片《音樂人生》導演張經緯。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在中國香港如此開宗名義地表明身份時,其實背後並沒有所謂的優越感,更多的是一份被拒諸門外的尷尬選擇。
我生於1968年,即香港暴動後一年,而中國正值翻天覆地的文革時期,處於幾近封國狀態。當時我年紀尚小,對中國沒多大印象,因此而生的苦惱或疑惑就更談不上。
我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是從一個膠袋開始。就在四人幫剛剛粉碎之後,我初次回鄉,深圳。記得我剛踏出羅湖關口的黃泥路上,正想把手上的膠袋扔掉時,路旁的一位看了我很久的中年女人突然笑臉迎人走上來,問我要手上的膠袋,我給她,她一手拿走,生怕我改變主意,轉身就興奮地急步離去。當時仍是小學生的我只感到無比的錯愕和不解,滿腦子想著為甚麼我們當垃圾的東西,他們卻當寶貝,這個反差從何而來。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那件中國歷史上的災難。
被小孩揭底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接觸是在我17歲的時候。當時,中國經已相當開放,不少香港年輕人也會到中國旅行,但有別於今日那種包食宿連零用錢的富貴中港交流團,當時的年輕人都是抱著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愛國情操踏進這片國土,而《我是中國人》是他們的主題曲。當年,黃山和北京是最熱門的地點,因為黃山的壯麗河山、北京的文化底蘊讓香港年輕人較容易認同,但我卻選擇一個人坐大巴遊走西安和烏魯木齊,而「悲劇」就發生在甘肅省張掖市。
張掖是個歷史名城,乃漢朝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八十年代初期,像我這樣到張掖旅行的外地人幾乎是零。因此,為免招惹麻煩,或是省錢,好讓我入住毋需使用外匯券、只是盛惠5元人民幣的廉價招待所,我刻意裝扮,買了頂滿街都是的藍色工人帽來掩飾身份,期望隱沒在當地人中。可是我一出汽車站,就給一個年約九歲的小妹妹逮著,她急步朝我走來,我意識到:好吧,就給妳認出了。可是好戲在後頭,她竟對著我哈哈大笑,然後指著我說了一大堆我聽不懂的方言,惹來途人注目,漸漸變成人群,前一圈是笑反了肚子的小朋友,後一圈是來趁熱鬧的大人們。
面對如斯場面,我第一時間看看褲頭拉鍊,但發現問題不在那兒,然後順著小妹妹的手指看,竟是我用來偽裝的藍帽子!眼見群情愈趨洶湧,我也不知道我的帽子有甚麼問題,總而言之先把帽子脫掉吧,怎知道那個小妹妹笑得更厲害,簡直是人仰馬翻。天呀,我也不再找招待所了,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先把那個小鬼頭甩掉再說,但她就不放過我。
小妹妹,我只是個低調的外來人,只是扮你們扮不像,但也絕非罪大惡極,要勞煩妳讓我遊街示眾。如果妳有緣看見這篇文章,我想告訴妳:妳傷害得我很深、很深,直至25年後的今天我仍無法忘記妳的笑聲呀。
酒逢知己千杯少
然後,我出國讀書,直到06年秋天,三十多歲的我才第一次到北京,手裡拿著《歌舞昇平》的計劃書,出席一個兩岸三地的紀錄片投案會,但只有我一個香港人參加。投案會在一所北京市郊的高校中舉行,那時候是深秋,室外褐色的落葉被冷風颳得七零八落、團團亂轉。我帶了一部前作放映,幾位內地導演來看,看後也沒說甚麼,大家只是恭敬地閒話家常,說起內地獨立電影圈的事,我也搭不上嘴,只是禮貌地陪聽,感覺有點格格不入,幸好太太與我同行,要不然我肯定是個獨行俠。
投案會最後一天,大會宣佈結果,《歌舞昇平》幸運入選。晚飯後我和太太回房收拾行李,準備翌日到故宮一遊,心情興奮。此時,房間電話響起,是杜海濱導演問我要不要喝啤酒,這是我首次獲邀的「非官方活動」,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我急步走去他告訴我的房間,一開門便看見所有導演都擠在裡頭談天,我左閃右避地走進去,難得找到位置坐下,聽見他們正在討論賽果,我就更不好說話,坐在一旁聽,也沒人問我意見,正當我感到有點尷尬,海濱帶著溫暖的微笑,向我送來一罐啤酒。儘管房間內開著暖氣,但啤酒拿在手心,還是冰冷冰冷的。直至今日,我還是把這個故事掛在嘴邊,就是海濱記得還有一個香港導演沒啤酒喝。
除海濱外,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黎小鋒導演。結果宣佈後第二天,大部分人都準備離開,唯獨我和小鋒往城裡跑,所以同坐一輛計程車。車上我倆各懷心事,想著各人回去就要開拍的片,所以沒多說話。快要下車時,我本打算付錢,一來我和太太兩個人坐,二來也許因為潛意識仍覺得香港賺錢多點,百多元車資理應是我付,可是,小鋒立刻掏出鈔票塞給司機說:「我來付。」三個月前,我帶《一國雙城》去上海廣播電視台作內部放映時,他也來了。之後,我們又同坐一輛車,我問他還記得幾年前在北京他請我坐車的事嗎,他若無其事地說:「有嗎?我忘了。」
由膠袋到的士,無疑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突飛猛進,中港兩地的生活水平逐漸拉近。《音樂人生》後,我的最新紀錄片《一國雙城》首次在中國內地取材,其中大部分的場景均是在福建泉州拍攝。影片主角是一個很多香港人不喜歡的內地新移民,我跟主角回到她的故鄉、祖屋,甚至她出生的床鋪,一起走上尋根的路。除了今年三月將在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外,我們更準備在中國多個城市舉辦放映座談會,非常期待與中國觀眾交流,了解他們對這部涉及內地與香港題材的紀錄片的反應,不知會否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還是時勢易轉,香港的人與事對內地觀眾來說已再無「亮點」,反而大家能以平常心互相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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