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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香港大會堂在一九六二年建成營業，我當年主持的培僑中學，率先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六日和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兩次假該堂音樂廳舉行畢業典禮。
由於培僑是愛國學校，當時的港英當局對我們舉辦的畢業典禮十分敏感，一再對典禮的內容、主禮人物、講話內容、舞台佈置、演出節目加以審查。當年的大會堂經理是陳達文先生，即現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的父親。陳教授與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中擔任委員，相處有十年之久。我於第三屆委員會中退任，陳教授仍然在位。想不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認識他的父親，與他們父子兩代結識，也是佳話。
由於談判舉行畢業典禮細節，我和陳達文先生見面接近十次。開頭他們要求我校報告舉行典禮細節，最先的爭議是懸掛國旗的問題。
按照我校的慣例，不僅在國慶日的活動，其他包括元旦、校慶等慶祝活動，都在台上懸掛國旗。但大會堂當局堅持舞台上不能懸掛任何「政治性旗幟」。
我反駁說，國旗怎麼能列入「政治性旗幟」？英國不是已經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嗎？並且已經在北京設立了外交代辦處了嗎？
但陳先生堅持，並說這是上級的意思。最後，為了使典禮順利進行，我們讓步，不掛任何旗幟。
之後就是審查講稿、主禮者名單，更重要的是審查典禮後的餘興節目。節目不外是學生的歌舞。他們對舞蹈中揮舞紅旗十分敏感，也要求不要有「紅旗」出現。我們的學生只是表演少數民族的舞蹈，並不是後來才出現的革命樣板戲，唱的也是民族歌曲甚至是西洋歌曲。
每一次的對談和爭論，陳先生都要請示後答覆。此中，他只是做個傳話人罷了。
其實，在大會堂舉行畢業典禮的學校不多，我們的申請便顯得突出。現在我們三家學校都有了新校舍的禮堂，畢業典禮的場地就再不假外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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