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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因為《音樂人生》，香港導演張經緯被愈來愈多的內地觀眾所認識。他帶著作品出現在內地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電影就像一面鏡子折射你我，而他也在北上的旅途中，觀察和認識著自己並不完全了解的國家。本期開始，張導將在此開設每月專欄，和讀者分享一位香港導演眼中、鏡頭之外的內地城市的人情與世情。 ■文：張經緯
做每一部片都是一個獨特的旅程，每一次都不一樣，也是我覺得拍電影好玩的地方。例如上一次我提到製片在每一個城市找的士的經驗，這不單讓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更加了解，而且是整體對人性的一種更深刻體驗，這對以後的創作非常重要。這些因為電影而帶來的獨特生活體驗旅程不一定只是在拍攝時才發生，甚至在影片做好後和觀眾接觸時，奇妙的旅程往往仍在繼續，我就說一下我最新的紀錄片《一國雙城》中一些放映體驗吧。
也許有些導演覺得把final cut交了，工作就完成，但我是非常注重影片在放映時能否達成和觀眾交流的功效，所以每一條片最初的放映會，我一定在場。我當然不是要再看我的片，因為在剪接時已經看過不下千次，其實是想看觀眾怎樣看，所以我一般是坐到最後、最角落的位置默默地看著黑暗中的觀眾，觀察他們會不會突然離場再不回來，因為這是這條片不好看最有力的證明。幸好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遭遇到這樣慘痛的經歷，但是我仍不放過觀眾中途去洗手間的位置。因為我的片最長也只是九十分鐘，除非是非常狀態，例如喝水真的太多，或者拉肚子，觀眾是不需要中途去解手的，因為需要中途去方便的話，很大可能就是片子的敘事或者剪接節奏有瑕疵。當然我還沒有瘋狂到截停去廁所的觀眾印證是否「非常狀態」，但我們在辦公室討論剪接時，的確會用「小便位」一詞，意思是節奏太鬆了。
就算看完片，之後的與導演問答環節也是我的一個學習機會。就說幾個月前在上海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放映吧，觀眾看完《一國雙城》立刻熱烈的鼓掌，可劈頭第一個問題就是：「導演，您覺得紀錄片和電影有甚麼不同？」坦白說，當時站在台上的我腦筋不斷在轉，推敲這位熱情的觀眾究竟想問甚麼。在我的邏輯來說，電影是一個總稱，紀錄片是其中一種，這位觀眾應該是問電影和紀錄片的關係吧。但後來我跟這位觀眾台下聊了一會，明白到她在內地觀賞紀錄片的過往經驗是比較學術性，一般要有耐性才能看得完整部片子。她告訴我：看《一國雙城》卻跟上戲院看好的故事片一樣，好看，投入，完全被吸引，要完整地看完一點也不吃力。其實這是我做每部片要求自己起碼要做到的東西，但的確有時候去看一些紀錄片，是需要很好的精神狀態。就算我最推崇備至的王兵的《鐵西區》，雖然我不斷推介，甚至主動把我的影碟借出，可是真的看完，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人，就是許鞍華導演。
我覺得內地好的紀錄片導演有很多，而且有趣且題材豐富，但他們的創作狀態比香港困難。首先就是政治審查，然後整個市場是大片主導，不要說紀錄片這種比較專門的電影，就算是中小型的劇情片也難有空間，所以中國紀錄片上院線難如登天。這樣的話，內地紀錄片能得到認同和關注往往就只有影展。本來影展是在藝術和大眾之間作為橋樑，找出值得關注的影片讓觀眾鑑賞，可是有時候部分影展和他們的評委有點偏鋒，口味和老百姓有點距離。總而言之，我覺得自己能在香港做紀錄片實在是幸運和幸福。知道內地同行的艱巨，但仍然堅持，不妥協地努力找出路，我深深向他們致敬。
同樣在這個學術會議上，我還遇到另一條問題：「導演，《一國雙城》有沒有盡到批判社會的責任？」這問題把嚇我一跳，以為回到陳凱歌《霸王別姬》最後那段文革時代。雖然散會後我沒有機會和這位觀眾面談，但估計他認為紀錄片是需要批判社會的。言語之間，我更可以猜想他覺得《一國雙城》批社會批得不夠狠。
當然紀錄片是可以用來作為批判社會的工具（其實劇情片也是可以這樣用的），一般這樣操作的紀錄片可能已經有一個特定的觀點，而且是黑白分明的，然後從拍攝到剪接就是要推向一個熱血沸騰的結局，恨不得觀眾一出戲院就採取行動。當這種紀錄片是為一些弱勢社群、沒有話語權的人發聲時，而且說的是非常不公義的事，它們是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的。
但是我在做《一國雙城》時，希望視角盡量寬一點，而當一件事或者一個人放在比較長的時間去審視時，本來以為黑白分明就會看到不同程度的灰暗，而且我自己本身喜歡史詩式的電影，例如《霸王別姬》，說的是一個同性戀京劇演員的情感，但背景是整個從清末到文革的歷史背景，人物的經歷與社會歷史結合在一起。《一國雙城》雖然是部紀錄片，但我嘗試表現主人公阿雪的情感，如婚姻生活及對城市的嚮往，在中國近代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背景下的生存狀態，解釋她一生的幸與不幸也是緣於這個大時代的各種政策。我不希望《一國雙城》成為論政片，更希望她是一部小人物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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