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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中）
前言：因為《音樂人生》，香港導演張經緯被愈來愈多的內地觀眾所認識。他帶著作品出現在內地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電影就像一面鏡子折射你我，而他也在北上的旅途中，觀察和認識著自己並不完全了解的國家。本期開始，張導將在此開設專欄，和讀者分享一位香港導演眼中、鏡頭之外的內地城市人情與世情。 ■文：張經緯
今年農曆新年，我和同事回內地拍攝最新紀錄片，分別到了廣東東莞、化州和湖南常寧三個城市。我們團隊一行七人，各人手攜行李及器材，而市內交通一般就靠的士。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公共交通比較規範，的士不論時節，全部均打錶收費，而且提供政府認可的發票。但是，並非所有內地城市的士都是這樣，像這次的三四線城市就麻煩多了，主要是不打錶，車輛少，沒發票。
本以為東莞、深圳和廣州挨在一起，既然深圳及廣州都打錶，東莞亦應如此吧，誰知卻是一片「殺戮戰場」，再次印證優良管理並非近朱者赤，還是要看市政府的管治能力。我們的酒店雖位處中心地段，但不少外省司機早已趁春節回鄉過年，路上的士零星。為免翌日早晨趕出門，給司機硬宰，製片同事提早一天，在街上兜截的士，預先跟司機議好價錢，約好時間，但晚上仍會擔心司機會否爽約或遲到，一夜難免輾轉。
相對東莞，常寧更令人頭痛。由於拍攝地點位於離市中心三十多里外的農村，我們晚上抵埗後，便急忙為明天找車，結果在車站跟一個穿紅格睡衣的中年女人和其拍檔談好，清楚說明地點、時間和價錢，以為一了百了。可是第二天抵達目的地後，司機還是借故說路爛要加錢，我們就站在受訪者的家前跟他理論，驚動受訪者一家出來幫口。製片同事見狀，輕聲跟我說：「新年流流，要人家老幼為我們爭論，不太妥當。」沒辦法，我們只好吃這個啞巴虧、照付。
話雖如此，但總不能一竹篙打翻一船人。也是在常寧，最後一天晚上，我們在近市區邊緣地段拍攝完畢後，製片同事足足走了半里路，才找到一輛的士。同事原來一副「武裝」，準備好砍價大戰，誰知探頭一問：「要多少錢？」司機冷淡地回答：「我打錶的。」我們當然嘖嘖稱奇，在車途上更不斷稱讚他，不過，那位司機只是愛理不理。當然，打錶收費本是應份，但在這個城市竟能獨善其身，不禁予人世外高人之感。
還有一位化州司機，雖然他也是不打錶，可是就算一大清早要車，他都準時到達，而且給我們介紹很多當地好吃的飯店，蒙他推薦，大年初一的第一頓飯，我就吃了人生最好吃的白切雞！又，在年初二，團隊中一位同事生病了，新年沒幾間藥房營業，他主動開車送我四處買藥，沒提要多半分錢。最後一天，我們到汽車站坐大巴回港，他生怕我們搞錯上車位置，還開車直入到車站裡面的上車點。臨別時，我們情深地緊緊握了手……
我們一回到香港，便馬不停蹄為新片《一國雙城》宣傳奔跑，跟記者朋友們傾談時，了解到港人對內地人的不滿更為激烈，盡數他們對內地人的不文明行為。這令我回想起這次拍攝旅程跟的士司機的各種遭遇，以及《一國雙城》其中一位男性被訪者，王族長。
王族長是一位退休的鄉村老幹部，小時候，因為新中國成立，被迫和在菲律賓的父親斷絕聯絡，他長大後成為鄉村黨委書記。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剛起動時，鄉村是窮得連鞋也沒得穿。為建設家鄉，讓村民脫貧，他執行了拆散家庭的「遺子政策」，此一政策是故意要移民家庭留一個孩子在鄉村裡，確保父母寄錢回國，片中的女主人翁阿雪就是其中一位「遺子」。王族長從被害者成為加害者，都是政治環境和政策使然。然而作為一個人，他是一位忠誠、坦率與和善的老人家。
人就是人。人性的優點及缺點，內地人有，香港人也有，問題在形形色色的政策下，人變得人不像人。更不幸是自從清末開始，這條本來在東方沉睡的巨龍為了追英趕美、希望明天會更好，不同的政治活動就從沒有停過，不同的政策亦層出不窮。其實，若要任何國家或社會從亂到序，絕非易事。就說香港，曾幾何時，我們的士也是不打錶、兜路、街上白牌橫行。今天我們國家的進步只談GDP，談物質上的小康，但只有當全國的士都打錶，人和人，以至人和國家之間的誠信能建立起來，那時候才算是精神上達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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