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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認為，要把錢用在留守兒童、農民兒童、智障殘障人士等長期以來被忽視的人群身上。
去年中國頻發的校車事故讓公眾的視線聚焦在「撤併校」亂象上。浙江麗水縣大洋中學撤校風波，最終以一校兩區的模式圓滿收尾。事實上，對一校兩區先行先試的浙江衢州市柯城區亦「取經」於蘇州。
時任蘇州市副市長的朱永新曾推行集團化辦學模式，由一所好學校管理多所薄弱學校，循序漸進，很快轉變了薄弱學校的現狀，而這一舉措更有力的緩解了各地盲目撤併校的步伐。
學校是鄉村文化紐帶
朱永新認為，鄉村學校是農村文化教育生態的中樞，在中國的鄉村，維繫鄉村文化的就是學校，鄉村的最高級知識分子就是老師，當老師離開這片土地的時候，鄉村文化也就開始消減。
在貴州考察時，朱永新曾問過農村學校的孩子上學要走多久，孩子回答，走路要兩個小時。內地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個案，而台灣地區至今還保留著很多只有幾十個孩子的村小。
在朱永新看來，校車或校車標準問題都遠沒有撤併校的問題嚴重。在交通比較便捷、鄉鎮相對集中時撤併校是可行的，但不顧農村百姓居住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在交通等很多問題不能保證的情況下，進行一刀切的撤併，將導致整個農村教育生態的全面失衡。
朱永新建議，國家應有一個頂層的制度式計量，規定可撤併的距離里程。而集團化辦學則是阻力最小、矛盾最少的一條路，好學校擁有了更多的「地盤」和政府的扶持政策，薄弱學校也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好婆家」，對中國目前現狀來講，這是投入最小、產出最大、效益最高的改造薄弱學校的方法，值得全國推廣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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