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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罵孟子」幾乎成為市井談資，對於孟子的「性善論」，今日之人又作何評論？ 網上圖片
龔敏迪
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而且荀子還認為：「人之性惡，其善偽也。」從此，有關性的爭論，就延續了很久。孟子性善的根據是：人皆有測隱之心，以及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人無有不善」。然而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的善惡標準，也是因人而異的，就是測隱之心，也是出自省身自警的本能，並不能說這就是仁的表現，等到看清了井圈上玩的嬰兒是仇家之子以後，測隱之心也就不同了。所以孔子也不過說了：「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告子認為：性無善惡，「食色性也」。什麼樣人和物，在什麼樣的環境中就會有什麼樣性的表現，其基礎是生命的延續；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說，認為有「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這顯然是為上層服務的；唐朝思想家李翱，則提出「性善情惡」說，把性與情做了區分。
孟子是儒家的「亞聖」，他的言論一向以善辯著稱，但他的善辯卻多有偷換概念，似是而非之嫌疑。所以早在漢代，王充就寫了《刺孟》篇，抓住其中孟子言行不一，前後矛盾，答非所問，陰陽兩面，無理狡辯的地方，逐一進行揭露和駁斥。鹽鐵會議上，孟子更被桑弘羊等人視為迂腐的典型。到了宋代，「罵孟子」不僅成為市井談資，還出現了何涉的《刪孟》、李覯的《常語》、蘇軾的《與孟子辯》、陳次公的《述常語》、劉原父的《明舜》等貶斥孟子的文章。元人白珽的《湛淵靜語》中引倪公思的話說：「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蓋有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欲人主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為安石之言，未可盡信也。」宋人罵孟子，雖然多少與王安石喜歡孟子有關，但與孟子論辯中強詞奪理的特徵，也是有很大關係的。
就拿《孟子》中告子與孟子有關性的爭論來說，告子說：「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即人性和天然的杞柳一樣，沒什麼善惡之分，經過了加工，柔軟的杞柳才能成為有用器具的桮棬，仁義也是人經過後天的培養才能產生的德行。可是孟子卻偷換了概念，把議論扯到了「順杞柳之性」和「抑制杞柳之性」的問題上來了，他說抑制杞柳之性而做成桮棬，不就等於說是抑制人的本性來達到仁義嗎？緊接著就給告子扣上了，「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的罪名。杞柳的柔軟是它的性，但經過加工，可以做成善的桮棬，也可以做成惡的糞簍，能道清兩者究竟何為順了杞柳之性，何為抑制了杞柳之性？孟子自己也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嗎？那麼性善又從何說起？
《清山道話》裡有個李覯討厭孟子的故事：某位讀書人知道他不喜歡孟子，於是專門寫了幾首咒罵孟子的詩歌，前往李覯府上混飯吃。當李覯讀到關於舜的：「完廩捐階未可知，孟子深信還可癡，丈人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人殺之」詩句時不禁大喜，馬上將此人奉為上賓。他們一邊舉杯痛飲，一邊切磋「罵孟」心得，「流連數日，所談無非罵孟子也」。在堯的時代，就是舜的父子、兄弟之間，不是也沒有表現出什麼「性善」嗎？
孟子：「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精神固然可嘉，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也極其可貴。但正如他一邊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緊接著又說：「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的矛盾一樣。孟子不顧孔子崇拜堯、舜、周公的事實，說：「孔子賢於堯、舜，為生民以來所未有」；在回答齊宣王提問時，又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可是孔子卻明明說過：「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還說：「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性善說也是如此，正如李贄所說，孟子是將自己錯誤的己見，作為了絕對真理的「定說」，並用它來抵制並覆蓋所有其他人的「眾說」。這樣自以為是的偏執，為後儒樹立了一個獨斷專橫、強詞奪理的壞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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