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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新聞工作是神聖的，也是殘忍的。採訪別人的不幸，需要敏銳的新聞觸覺，而觸覺伸展所及，常常在不知不覺間觸及他人血淋淋的傷口。年輕時跑過突發新聞，第一次採訪，至今不忘：一名女學生跳樓自殺，跟著師兄跑到現場，找到死者的母親，她嚎哭得令人心酸，師兄一方面勸慰，一方面又旁敲側擊，向傷心的母親探聽死者的身世，還用盡辦法，哄她母親找一張死者的近照。
我做了不多久便離職了。後來跟一位記者的妻子談起那段經歷，她說︰「丈夫以往也有類同的經歷，也有類同的感觸，可他說，這些年來已變得麻木了。」吾弟也當過兩個月實習記者，他第一次出差，採訪的是一宗發生於山街斜路上的車禍，貨車失事在斜路下衝，撞傷途人，衝進店舖，他說︰拿著照相機拍那些血肉模糊的傷者的時候，有嘔吐的感覺，那時他就知道自己當不了記者。
匈牙利裔美籍攝影記者羅拔卡帕在這世上只活了四十一年，著有《失焦——卡帕戰地攝影手記》，此書對後輩有此近乎悖論的忠告：「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只是由於你走得還不夠貼近戰場。」這句話要是從另一角度去理解：要拍好照片就得要貼近戰場，那就意味著要一次又一次闖入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險境。
羅拔卡帕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參與報導過五場二十世紀的大戰：西班牙內戰、中國抗日戰爭、二戰歐洲戰場、第一次中東戰爭和第一次印支戰爭……他在《失焦》就自嘲「賭命」：「戰地記者的賭注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我是一個賭命的人哩。」可他依然以生為匈牙利人為榮：「光有才華是不夠的，你還得要是一個俯仰無愧的匈牙利人。」
羅拔卡帕年輕時的夢想是當作家，《失焦》以近乎輕淡無事的筆觸，記錄了歐戰的最後一天：「我拍下了最後一個死去的人。在最後一天，一些最好的人死去了，但活著的人會很快忘記這回事。」這本書的第一句說：「一九四二年夏，再也不必一早就起了。」最後一句說：「一九四五年春歐洲戰爭結束了。這下真的再也不必再早起了。」如此這般，彷彿就是一個戰地記者的一生的總結陳詞。
安德遜谷巴的《邊緣來信》也冷靜地記錄了身處無數人間地獄，面對過無數死亡的剎那心情，有一天，他終於發現自己的工作的全部意義，原來只是在一連串「直擊死亡」的過程中，為電視直播尋找「最震撼的畫面」和「最悲慘的個案」，他在書中也只能這樣說：「他們死了，我還活著。這就是世道常情。」
我當然明白，站在新聞工作者的立場，向悲傷的家屬追問死者的身世、設法弄死者的照片，拍攝血肉模糊的死者，乃至追訪災情如何影響倖存者的生活，都是記者不可推卸的職責，需要一份像羅拔卡帕和安德遜谷巴那樣無懼的精神，也需要一份克服惻隱之心的勇氣。這些事情儘管神聖，可也不免是殘忍的——對採訪和被訪的雙方都同樣是殘忍的。
想起《戰火屠城》這部電影：紐約時報記者薛尼史漢堡在柬埔寨採訪了舉世矚目的頭條新聞，回國後成為新聞和寫作界的明星。但他一直惶恐不安，常常想念著留在戰地的不幸者——新聞背後，其實也有著許多殘忍卻教人感動的故事，當非我這個失敗的記者所能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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