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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壽桐教授認為，國學不可以工具化。 徐全 攝
——朱壽桐教授談國學復興
近年來，國學熱，是內地較為流行的一股文化思潮。從知識精英到普通民眾，都對國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與看法，不同文化觀點與立場的人也對國學的發展抱持不同的態度。那麼，該如何看待當前的國學思潮？其未來的發展有何走向和值得關注的動態？不久前，本報專訪了對傳統文化有著深入研究的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請他談一談有關國學熱的問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資料圖片
一般觀點認為，國學思潮所引起的國學熱，是一種對傳統文化與精神的回歸。然而，朱壽桐教授認為，國學熱的產生，恰恰是在對西方文化進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出現的，如果沒有對西學的深刻體認，是難以發掘出國學文化中的精神資源的。
國學熱源自對西方思潮的深入解讀
朱教授認為，這裡所討論的國學熱，可追溯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時，隨著內地改革的深入，經濟市場化開始初現雛形。經濟的自由帶來了文化領域的多元與開放，社會生活領域也開始走向成熟和包容。這一社會發展趨勢，最終帶來了文化領域的變革。在八十年代，文化領域的開放，帶動並興起了社會科學熱。這一熱潮的最直接體現就是重新整理和翻譯了一大批西方文化與思想的經典代表作。這對後來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學術名著系列，以及不止一套的《走向世界》叢書之類，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伴隨著西方的社會思潮、哲學觀念以及美學流派的進入，當時的中國知識與文化界掀起了閱讀文化經典的高潮。
在西方文化湧入的過程中，中國的部分知識分子在文化上顯得無所適從。出現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當知識分子深入了解了西方的文化體系與觀念後，發現西方文化的某些價值核心——比方說人文主義觀念，與西方文化的工具模式——科學主義的方法論，同傳統的中國文化、學術以及精神理念是相同的。因而在飽餐了西方文化的食材後，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試圖打通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橋樑，即在西方的新人文主義思潮中，找到與中國傳統相對應的理性精神。在朱教授看來，當代的理性精神，意味著對市場經濟與多元文化的認同，是文明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在中國文化中可以發掘到的素材，因而，具有高度的普世性。
國學熱並非全盤抵制外來文化
提起國學熱，就不能不提到新儒家思潮的發展。朱教授認為，新儒學在華語世界的興起，是在國學熱發展的過程中，華人世界在對外開放後形成的文化回顧，類似於胡適當年提出在倡導全盤西化後反過來強調的「整理國故」。但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與晚清時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不同，當下的新儒學具有鮮明的包容性與開放性，而並不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出現的文化自救反應，它並非要抵制某一種外來的文化，而是理性精神的自我省察，符合人的基本價值取向。從根本上說，當代的新儒學，以及背後代表的國學思潮，是一種與當代的開放世界相適應的文化理念，即用新儒學的視角去擁抱西方文化思想的精髓，從而實現文明的多元與共融。
隨著國學熱在中國內地甚至整個華人世界持續發酵，勢必出現不同的流派與思潮，這樣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朱教授認為，隨著國學熱的深入發展，將會產生三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分支，他們各自產生的影響將是不同的，因此要保持持續關注。
第一個分支，是持續走向文化開放與包容立場，適應現代化的潮流，主張將固有的華人文明融入世界，以取得文明共存的雙贏效果。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思潮較為注重對傳統文明中的一些工具作用的發掘，以此來修正現代主義氾濫後形成的各種非理性問題——如環境的破壞、道德的淪喪或是精神信仰的缺失等等。
第二種發展趨勢，可能較多存在於部分文化知識精英中。這些知識分子具有濃厚的文化懷舊意識，以強烈的情感維護中國文化中固有的國粹，甚至逐漸走向復古的傾向。這是一種情感意義上的國學思潮，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抽離了理性精神。作為個人的價值觀與信仰，或許能夠得以保持，但是要形成一股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潮流，恐怕比較困難。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與晚清的國粹派有著很大的差別。晚清的國粹主義，至少在現實層面承認了中國文化中的一些缺陷以及面臨外部的巨大挑戰，且他們對現實的中國文化環境也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但是當今以情感訴求為原動力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全球化與多元文明的背景下，倡導文化復古，以文化的新舊論好壞，有失偏頗，已經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此，他們未來的發展將會非常困難。
國學發展的第三個分支，是將國學推廣工具化，也稱之為「實用化的國粹思潮」。在不同的社會，都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為主導，為了實現自身的目的，會將自身的思想普遍化，就會將自我的價值解釋為傳統思想，以此來達到社會效果。例如，在民國時期的二三十年代，為了抵制左翼思潮的擴大，當時的部分右翼文人就將自己的思想工具化，解釋為傳統文化，以強化固有的倫理等級秩序。朱教授認為，從後來的效果來看，經過數千年的文化積澱，國學的精粹，其實更加適合於人的修身，適合於各個時代的價值理念，適合於精神操守的保持與發揚，這是一種價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如果將國學工具化，是不會有前途的。
港澳地區推廣國學的現實性
談及港澳地區的現實，朱教授認為，港澳地區已經是發達的現代社會，並不存在所謂的「返本開新」問題，因而無需在港澳地區去為古老的價值命題打通新的橋樑。相反，港澳地區的文化相對多元，社會實用的壓力最小，非政府組織發達，如果能夠在港澳地區系統、全面、徹底地推廣國學，應該是最有效果、也是最有前途的。事實上，許多儒學組織已經在這方面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
但是，以香港為例，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是，雖然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大批文人進入香港，並且在香港發動了影響巨大的儒學復興運動，但是國學與文化的傳承往往集中在少數精英層面。就廣大的一般的社會層面而言，由於殖民地的歷史背景，起導向作用的，仍舊是西方的價值觀，因而在香港推廣國學，條件較好，但是基礎較為薄弱，要形成系統化的國學熱潮，恐怕要下大力氣、花大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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