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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飯店天頂
文：小蝴蝶
作為一個普通青年，對和平飯店最通俗的印象，大概是周杰倫站在頂樓陽台，看著外灘的璀璨夜景，熱淚盈眶的給他媽媽葉惠美打電話，或者是姚明包下整層頂樓酒吧，做東招待火箭隊體驗老上海之類的現代八卦新聞。但是，對文藝青年來說，和平飯店是曾經的沙遜大廈、虹影《上海王》裡陰暗的套房，和陳丹燕發表在最新一期《收穫》雜誌上的《和平飯店》。
《和平飯店》是一部非虛構體的長篇作品，將會出版成為陳丹燕《外灘三部曲》的最終篇，作品裡的人物和事件皆取材於真實史料。作者以非虛構的散文文體裡，講述了發生在1952年的「五反運動」期間的故事。那是上海200多個資本家自殺的黑色早春，夏家兄妹在幽暗的細雨中，將父親送進沙遜大廈，參加上海市委圈定的303個資本家的「過關」，其中就包括當時的頭號資本家榮毅仁。上繳所有資產後，資本家階層被消滅，父親也含恨而死，夏家兄妹家徒四壁，只留下一把銀勺子。
這是陳丹燕三十年創作歷史上最為沉重的一部作品。80年代初期，王安憶是《兒童時代》雜誌編輯，單位領導覺得她太一天到晚想著寫小說，肯定留不住，就想找一個人去頂替王安憶的位置，他們看上了一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這個人就是陳丹燕。他們哪裡曉得，陳丹燕也是一個癡迷寫作的文學青年，其實這並不出人意料，在八零年代，誰不是呢？ 1986年，陳丹燕根據一個少女自殺事件的素材，創作發表了中篇小說《女中學生之死》，描寫青春期少女的困惑和痛苦，引起轟動，後來與其他作品結集成為《女中學生三部曲》。這是她最早的「三部曲」，在1992年介紹到台灣以後，被先後再版六次。
1992年，遊歷歐洲回國之後，陳丹燕對個人身份與城市歷史產生了興趣，開始動筆寫關於上海的文章，陸續三篇作品發表在《上海文學》，後來收錄進《上海的風花雪月》，成為後來寫作《上海三部曲》的契機。經歷了學界和文藝界對「城市文化」的諱莫如深、蠢蠢欲動，直到「上海研究」成為顯學甚至變成文化消費符號的二十年，陳丹燕對上海的描寫也越來越大氣。結束了寫人述史的《上海三部曲》，她開拓了地理誌的《外灘三部曲》，儘管，作家一直沒有脫離對非虛構的依賴，但在她「文學照相術」式的《和平飯店》裡，對城市的理解也深刻了許多。
「和平飯店」是這部作品真正的主角，它頂端墨綠色的法老金字塔墓室銅頂，勾勒出外灘天際線最重要的一筆，也見證了上海的命運——從殖民地的繁華到歷經戰火，和沉寂了許多年的蕭殺。對陳丹燕來說，這座19米高的金字塔銅頂，才是上海的一座紀念碑。在《和平飯店》中，陳丹燕寫道：「（和平飯店）以一種大飯店開放的，單純的，見多識廣的方式，勾連與證明一個個滄海桑田的舊時代，這是任何一座單純的紀念碑都無法比肩的豐富與真切。」
紀念碑於每個人的意義都不盡相同，對我一個朋友來說，和平飯店是他小時候按了許多遍的狹仄的電梯，也是每年中秋節，家人領到的發給國營時期老員工的月餅票。和平飯店之於我的記憶，則是藝術家聚集的瘋狂場所——它如今走在時尚前列，給一些國際年輕藝術家提供工作室。我曾在它的南樓買下了一幅畫。也是一個下著幽暗細雨的傍晚。畫家用廢報紙把畫包起來，說著不太靈光的英語，感激我能喜歡她的作品。我交給她一疊鈔票，握了握手，挾著這幅有些沉重的畫離開她的工作室。我記得高跟鞋在空曠走廊上叩響的回聲，電梯打開的一瞬間，鏡子裡彷彿出現了許多張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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