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孫中山先生（左二）與日本友人
——對日本國內史的考察分析
中日之間，既有戰爭責任、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近來又因釣魚島爭端而導致兩國關係日趨緊張。考察中日之雙邊互動，除了外交以外，亦可從日本國內史予以分析。「明治憲法」的誕生，是日本近代化改革的具體成果，也奠定了其步入先進國家的基礎。然而，憲法中的保守條款，也是後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原因之一。而當下，日本國內似乎又出現了重演明治歷史的趨向，令人警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片為資料圖片
19世紀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就國家未來走向產生爭論。保守派在傳統倫理下，力圖建立君主專制國家。而改革派為推進變革進程，力圖仿效歐洲，走立憲的近代化道路。在自由民權運動的促進下，改革派的制憲主張佔據了上風。隨後，在天皇名義的主導下，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立憲進程。1890年，具有近代資本主義色彩的「明治憲法」終於實施。「明治憲法」共七章七十六條，包含了臣民權利、政黨政治、議會體制及分權制衡等內容，這在東方文明體系的國家中尚屬首次。在立憲的促進下，日本諸領域有了長足發展，階層等級制度被憲法廢除，大量有才學的平民進入各行各業，人才流動頻密。及至大正天皇時代，無論民主政治或綜合國力，均呈現出強有力的進取勢頭。
妥協的產物
日本的發展景象頗受當時中國知識階層的注意。1904年日俄戰爭開始後，日本的國力得到了檢驗。晚清、民國初期的中國留學生抱著「師法東洋」、「救亡圖存」的心態到達了日本，所學科目涉及文、史、哲、法、經、理工、醫學與軍事等諸多領域。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黨更是以日本為活動基地。周恩來在東渡日本留學時，更是以「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的詩句來展現自己的豪邁心境。這些旅日中國人對後來的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對變革的共同追求，一度使中日政界、學界交往熱絡，因而那一時期也是中日民間情感最為融洽的階段。
然而，作為保守與改革之間的妥協產物，「明治憲法」中留下了不少舊思潮的殘餘。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對軍隊與政府體制的規定。為了迎合右翼保守派的「尊皇」訴求，「明治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天皇享有軍隊統帥權。而有關天皇權限的條款，在憲法排列中，全數位於「臣民權利義務」、「國務大臣及樞密顧問」（即政府制度）之前，從而形成了「軍隊屬於皇權、皇權高於政府」的格局，軍隊成為獨立於憲法制衡體制的力量，為日後軍國主義的泛濫埋下了禍根，最終將日本與亞洲鄰國帶入戰爭的漩渦。
保守與改革的再較量
「明治憲法」中有關天皇、軍隊的條款，後來引起了日本改革派的警惕，對於這些條款所隱含的軍國主義危險，他們更是憂心忡忡。為消除可能的隱患，日本著名自由派法學家美濃部達吉，在1912年提出了「天皇機關說」——即天皇只是日本的國家機關，而日本的統治權在於全體國民。根據這一理論，軍隊必須置於國會和政府的制約之下。
此學說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他們針對性地提出了「天皇主權說」，以維護皇權的至高性和軍隊的自主性。原本，這場學術爭論只局限於東京大學等高等院校中。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一論戰從學府蔓延到民間。不同意見的人士因認識不同時常大打出手。在論爭的過程中，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經濟危機，導致日本的經濟也出現了崩潰跡象。在日本民間，文明色彩逐漸褪去，以北一輝為代表的軍國主義與強權思潮鼓吹者，備受追捧。在這一背景下，有了民粹勢力的鼓噪，原本對學術爭論不表態的軍方，開始介入。
1930年，日本海軍部與右翼勢力串聯，以政府與外國簽訂條約、「侵犯天皇統帥權」為由向政府發難，間接導致濱口雄幸內閣下台，濱口本人甚至險些被暗殺。1932年，海軍極端派人士發動政變，刺殺了孫中山好友、主張對華友好的首相犬養毅。1936年發生了陸軍極端勢力主導的「二二六兵變」，他們以「清君側」的名義刺殺了財務大臣、內大臣、侍從長等高官。同年，美濃部達吉等改革派人士相繼從議會中被除名，遭到迫害，大學之中，也禁止教授他們的學說與理論。風聲鶴唳下，備受軍方極端勢力壓迫的岡田啟介內閣發表「國體明徵聲明」，以官方的身份否定了「天皇機關說」。1936年，美濃部達吉遭到右翼分子刺殺而受傷住院，險些送命。軍國主義勢力的行徑，幾乎摧毀了「明治憲法」的架構。
憲法退場，戰爭出場
軍方極端勢力對憲法政治一連串的破壞行為，收到了「實效」。經歷了一系列的政變、暗殺後，為求自保，日本政界對軍方的越軌行為緘口不言。文官政府的運作已經對軍方不能產生任何制約。1937年發生「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事件發生後，儘管日本內閣一度通過了處理事變的「不擴大」方針，但日本軍方如同「九一八事變」時一樣，對文官政府的命令置若罔聞。約一個月後，為了與陸軍爭奪侵華的主導權，日本海軍在上海發動了「八一三淞滬事變」。至此，憲法體制下的日本文官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戰爭事態的控制權，名存實亡。
1941年，陸軍出身的東條英機正式組閣，文官政府被軍人內閣完全取代；另一方面，軍方和右翼法西斯勢力取締了日本國內的所有政黨，實行獨裁統治，國會被徹底架空，並通過了一連串限制民眾言論、結社與集會自由的法令。至此，明治維新、尤其是「明治憲法」頒行以來，所確立的政黨政治、責任內閣、基本民權等憲法政治要素幾乎被毀滅殆盡。整個國家沉浸在狂熱的軍國主義與對外侵略氛圍中。
憲法的退場，意味著戰爭的出場，這不僅毀滅了日本本國的憲法體制，對他國的侵略也給中、韓等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曾經在中國文人心目中是師法、學習對象的日本，搖身一變成為了侵略者的形象，中日之間的民間情感由親近走向了對立，其餘波一直影響至今。因為濃厚的皇權色彩及其惡劣影響，「明治憲法」在二戰後被同盟國徹底廢除。
反思：從保守到極端
伊藤博文在「明治憲法」頒行後，曾經寫下《帝國憲法義解》與《皇室典範精要》兩篇大作，試圖將天皇所代表的日本傳統政治倫理與現代議會民權政治的架構相結合。「明治憲法」毫無疑問是傳統與現代的雜糅。憲法中類似於「天皇」條款這樣的傳統倫理因子，後來成為了專制統治與對外擴張的工具——天皇成為國家的主宰，是國家的主體；軍隊是以皇道倫理武裝起來的「皇軍」；對外侵略被視為是為天皇盡忠；在台灣等殖民地推行的奴化教育也被稱之為「皇民化教育」。
總之，天皇被神格化，一切軍政事務都以天皇的名義下達或進行。這樣的傳統價值的極端化，幾乎將明治維新以來取得的所有成就摧毀殆盡，亞洲各國更是深受其害。1946年昭和天皇發布《人間宣言》，將天皇定位成普通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軍國主義忠君的蒙昧性，但戰爭、侵略與殺戮的沉重代價已難以挽回。
對傳統因素在改革中加以改造甚至根除，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這就是傳統與現代進行糅合的限度。但是，面對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經濟危機、面對改革帶來的社會分化，日本沒有選擇在持續的改革中求得自我飛躍，反而以反科學、反改革的傳統倫理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不但毀棄了自身的現代化，也為他國帶來深重的災難。可見，惟有持續改革，才是國家發展的正途。這是「明治憲法」在曲折中走向覆亡的歷史教訓，也是現實的理想影射。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