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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蘇童以《河岸》贏得曼氏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法新社圖片
在內地，可能有人不知道蘇童，但《大紅燈籠高高掛》卻廣為人知。自他的《妻妾成群》被張藝謀策劃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後，蘇童就有了眾多崇拜者，特別是年輕人對其的崇拜程度，可與大島茂、高倉健和鄭少秋媲美。支持他的人很多，作品受歡迎的程度使他一度以900萬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4位。有文學評論家將其歸入先鋒派小說家行列，然而現在的蘇童，認為回歸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才是一個挑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實習記者 陳淑英
追憶自己的創作歷程，蘇童說與文學結緣，起源於少年時代極致的孤獨。他說寫作源自一種原始的生理性的傾訴衝動。作家就是喜歡給陌生人寫信，每一篇作品都是給地址不詳的人發出的信件。作者熱情地寫作，但結局很可能是從黑暗出發，很多寫信人注定被埋沒在灰濛濛的角落裡。幸運的作家才有可能真正把信送到自己想像的陌生人手裡。寫信人和收信人的相遇是非常奇妙的時刻，當他們打開書，當他們在街頭碰上，如同地下黨接頭般的眼神相對，他們互相懂得，發現了彼此，佔有了對方的隱私……
8月底，在波光灩瀲的松山湖，蘇童應邀來到「文化大講堂」，舉辦了一場講座，與讀者深入探討了作家與讀者在文學創造和再現中的關係。
孤獨的少年
春天，江南蘇州。
纏纏綿綿的雨，一直淅淅瀝瀝地停不下來。沿著水邊一字排開的舊式房子，愈往裡面愈幽暗。在最幽暗的角落裡，一個不到10歲的少年獨自在家，他纖弱的身軀臥在床上，眼神越過窗戶，望著院中的天井，望著漫天漫地的雨，久久地出神。庭院深深，雨聲如同感傷、孤獨的樂章。
這就是蘇童的少年時代。
蘇童少年時曾生了一場大病，小學二年級開始，就與正常的少年生活絕緣。每天都要喝中藥，父母沒有時間照顧他，他自己熬藥。那些藥很苦很苦，但他每天都準時喝下去。「我看到雨水一滴滴地落在天井裡，就如同看到我的少年時光，一滴滴地打在石頭上，消失不見。我的生活被全世界拋棄了。」漫長無盡頭的孤獨，引領蘇童跌跌撞撞地走進了文學的世界。
「作家不是哲學家、經濟學家，甚至也不是歷史學家。他的寫作並不一定是思考的產物，而很多時候是來自於原始的，甚至是生理性的傾訴的強烈衝動。」蘇童認為，人類從未磨滅的內斂孤獨，才是作家內在的創作驅動力。
貧瘠的年代
那是一個文字被禁錮的時代。
蘇童能接觸到的養料蒼白單薄得可憐，一部分是來自於準文學青年的姐姐，在他們中間流傳著一些奇怪的、封面都撕掉的書，有的是蘇俄文學，有的是文革時期流傳的階級鬥爭小說。其次是父親唯一感興趣的古典文學，家裡藏有《三國演義》、《水滸傳》，用的是五十年代的豎排、繁體字。看完了就看家裡牆上的報紙，那些報紙沒有新聞、故事、副刊，全是革命鬥爭的「大炮」，以至於蘇童最初的文學想像就是與人鬥爭。
在這樣的環境裡，蘇童用家裡的破紙頭，創作了自己的第一張「人物表」。這張人物表完全模仿當時流行的文革小說的人物關係，把所有喜歡的不喜歡的街坊都安排了一個身份，分為革命群眾、地主、富農、特務、反革命等。「這事實上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創作。我整個文學創作追根溯源是一筆糊塗賬，有著中國當時政治、社會、歷史的特殊印記。」蘇童兩道濃眉幾乎豎起來，摩挲著兩腮，陷入追憶的目光如同時光一樣深邃，「我沒有現在青少年這麼好的時代。我收到了無數亂七八糟的信，今天看來都是不好的信。」
寫出自己的字跡
1980年，蘇童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在那裡他開始走上比較自覺的創作之路。「那真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啊。創作是一個夢，是每個大學生尤其是中文系大學生生活中的常規動作。」蘇童曾進行過統計，當時全班43位同學，不寫作的只有3位。
大學時代，他給自己的定位來了一個「轉型」，從一個「不成功的被嘲笑的詩人」，到想做一個小說家，其原因不過是為了擺脫與另外幾位善寫朦朧詩的同學在一起時的自卑感。一切從模仿開始，蘇童模仿過傷痕文學、「前改革小說」，也模仿過高爾基寫「迷人的流浪漢小說」。
1983年，對於蘇童來說非常值得紀念。那年他發表了處女作，即發表在《青春》雜誌，次年得了青春文學獎的《第八個銅像》。這篇小說寫老知青回城，命運奇好，蘇童當時也很得意，但後來沒有把它收進任何一本小說集。「因為它完全是靠技術，用數學公式推理出來的，是對流行元素的聰明模仿和集合」，蘇童知道當時的編輯會喜歡，評獎委員會也很喜歡，但是「它太可笑了，最關鍵是它不誠實。」
一直到《桑園留戀》，這篇漂泊旅行了3年的作品發表了，蘇童作為一個「寫信人」，才第一次真正寫出了「自己的字跡」。「從那以後，我終於找到了寫信的語氣、文字和方式，才真正有了我自己的寫作。寫作於我，變成了另外一種道路，變得格外順暢起來。」這部以童年視角作為敘述人的小說，至今仍是他的心頭愛。
不夠安分的回歸
隨著1987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8年《罌粟之家》及其後《米》等作品的發表，文學界批評家開始注意到蘇童，並把他歸類為先鋒派小說家。但寫信的人對這種標籤感到膩了，他要尋求第二次「轉型」。《妻妾成群》是其從一個先鋒作家回歸傳統敘事的第一部作品。
「文字是非常微妙的，所謂的先鋒、探索，很多時候並不能生出先鋒的意義；回到傳統、回到古典，回到傳統的現實主義寫法，反而充滿挑戰。這對我是一個新世紀。」
不過，這部看上去古典味十足的小說，用的是老的紙張，寫的仍是新的墨跡。不少人把這篇小說推崇為「新寫實」的代表作，但更準確來說，它是一部滲透傳統因素的先鋒派作品。作品裡有一段寫三姨太梅珊心理活動的文字，140字一口氣下來沒有一個標點符號。蘇童說：「我終究還是不忍心在自己的小說形式上那麼老派。」因此即使在這樣一篇不應該有探索痕跡的小說中，他還是不安分，故意不用標點符號，以非常急促、引人注目的方法來引起「收信人」的注意。
最完美的收信人
蘇童曾經遭遇過兩個找上門來的「奇怪收信人」，一個是中年婦女，帶著《妻妾成群》來，想與他合作寫出更精彩、更慘烈的故事；另一個是「青年詩人」，要求他兌現短篇小說《白鯊》裡對詩人的同情，給予物質資助。而另一位讀者則更明確地告訴他，在《我的帝王生涯》裡，打動自己的，只是小皇帝在皇宮裡整天呆看的那幾隻小鳥。
「收信人」五花八門的反應令蘇童驚訝，開始認真思索寫信人與收信人的關係。蘇童覺得，產生這種意外，不是因為讀者的文化層次、閱讀水平的參差，而是來自讀者與作者共建一部作品的功力。真實的寫作和閱讀，寫信人與收信人的關係是相當平等的，他們之間有一張看不見的契約，這張契約就是共建、還原現實世界。讀者的參與如同讓一座建築完成最後的外牆裝飾，沒有讀者的參與，這棟建築就會成為孤零零的爛尾樓。
寫信人總是不甘心於用新聞體、記實的方式反映現實，他會做很多的加工。對於讀者來說，他為何願意非常主動地參與到寫信人的這個「騙局」？蘇童說，那是因為讀者內心也有一個現實，得不到充分的描述，他們的內心有被遮蔽的空白處，需要被填充，需要作家來幫助他們完成。
而對於寫信人來說，當他遇到懂他的讀者，是最幸運、最幸福的時候。在大街上，在各種場合，當眼神交匯的一剎那，他們能夠互相發現對方。「你可以分辨這種眼神，那是同道者，就如同地下黨接頭的眼神。」有的讀者會走過來，拍拍肩膀，說你最近那部小說不錯，然後掉頭走了。想像中的收信人突然活生生地出現在自己面前，寫信人發出的那些地址不詳的信，不再是空洞的黑暗，反而有回音。他們彼此陌生卻完全了解對方，互相擁有對方內心最深處的隱私。
「這一類讀者令人印象特別深刻，也是我想像中最完美的收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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