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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產。網上圖片
王兆貴
鄭國有個老百姓寒冬裡過河，上岸後小腿都凍僵了。景差剛好路過這裡，就把那人扶到陪乘位子上，並用自己的衣襟捂著那人的腿腳。晉國大夫叔向聽聞後，不以為然地說，景差身為國相，這樣做不是很淺陋嗎？我聽說，在賢能官吏管轄的地方，三個月就該修好溝渠，十個月就能架好橋樑。這樣的話，牛馬過河都不會濕蹄子，何況是人呢？
這便是掌故「景差覆衽」的由來，見於劉向《說苑》。叔向的這番議論，很容易讓人想到孟子的一段話。《孟子．離婁下》記載，子產掌鄭國之政時，曾用自己的車子助人過河。孟子說，子產心腸好，卻不知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份建好行人的橋，十二月份建好通車的橋，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發愁了。君子修明施政，出行時讓路人迴避都可以，怎麼能一一幫人渡河呢？管理國家政務的人，要讓每個人都高興，時間也不夠用啊。
「子產渡人」與「景差覆衽」情節相仿，孟子與叔向的批評略同，事件的發生又同為相鄭期間，且景差以辭賦見稱，子產以政績馳譽，因此有學者推測，劉向所說的景差應該是子產。這樣的推測是否成立，姑且不論，僅就這兩件事的情節和輿論指向而言，確實非常相似。景差與子產的行為，於公是親民愛民，於私是積德行善，本應受到好評和推崇，叔向和孟子卻都不認可。在他倆看來，為政之道在於尚大德，識大體，辦大事，而不必事必躬親施小惠。
這樣的政治理念，也為後世所推崇。諸葛亮在處理蜀國政務時就說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政要從全局上解決普遍性問題，惠及大多數人，以小惠悅人不僅不可取，還有沽名釣譽之嫌。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作秀」。那麼，景差與子產是在作秀嗎？他們的做法真的不可取嗎？當我對景差和子產的為政之道作了全面了解之後，發覺後人的成見不無偏頗。
景差與子產都是一代名臣賢相，特別是子產，執掌鄭國國政二十多年，深受百姓愛戴。《禮記》直接把他比作鄭人的母親，「子產猶眾人之母也」。子產去世時，「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人們哭著說，子產離我們而去了，百姓將來依靠誰呢？孔子把子產身上表現出來的仁愛精神，看作是古代先賢的遺風，聽到子產去世的消息，哭著說：「古之遺愛也！」子產死後，家中連發喪的費用都沒有。百姓自發捐獻賻儀，金銀財寶不可勝計。可他兒子不肯接受，自己背土葬父於陘山。由此可見，子產愛民之舉出於本心，是心地存養使然，並非作秀。那麼，子產是否只注重親民愛民的小惠，而缺乏經世治國的大德呢？
春秋晚期的鄭國，外有齊秦晉楚強鄰環伺，內有七大家族明爭暗鬥，政局很不穩定。子產主政後，禮法並重，寬猛相濟，在採取自強圖存的外交策略穩定周邊的同時，在國內推行了一系列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變革。一是「作封洫」，就是劃清地界，以防發生權屬紛爭；挖掘溝渠，以利排灌暢通；承認私田並按佔有量徵稅，以限制貴族勢力侵吞田產；健全戶籍，合理編組，以形成良好的城鄉社會秩序。二是「作丘賦」，就是建立與「作封洫」相配套的軍賦制度，按土地佔有量分擔軍需軍備。三是「鑄刑鼎」，就是把刑律鑄在鼎上，公佈於眾。更難能可貴的是，子產主張廣開言路，保留鄉民自由議論朝政得失的場所，以便能夠聽到人們對國事的批評和建議，對的就堅持，錯的就改正。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值得稱道的開明之舉。一千多年後，韓愈寫下了《子產不毀鄉校頌》，稱讚子產是執政者的楷模和典範，不無惋惜地說，此舉若能普及天下，該有多好啊！
據史書記載，子產執政一年，浪蕩子不再輕浮嬉戲，老年人不必拎重物，兒童也不用幹農活。二年之後，市場商人不虛抬物價。三年過去，人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四年後，農民收工不必把農具帶回家。五年後，男子不需服兵役。子產變革舉措的實施，不僅刺激了鄭國的經濟發展，增強了鄭國的軍備和防務，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推行初期，儘管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攻擊和非難，但由於新政給鄭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就連那些曾經反對過他的人，態度也發生了很大轉變。
作為為政之道，在我國古代歷來有善政與暴政之說。《尚書》裡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范仲淹進一步解釋說：「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善政即仁政，其核心是以民為本。孔子說「子產於民為惠主」，治國有君子之道：自身行為莊重，事奉君主恭敬，養民有實惠，用民有法度。子產雖為「小國之相」，但晉、楚等大國的政治家對他普遍抱有相當程度的尊敬。後世對子產評價頗高，視之為中國歷史上卿相的典範。清代史學家認為他德超管仲，堪稱「春秋第一人」。如果子產是一個不知為政之道的「總理」，鄭國的政治能變得如此清明、國力能有如此大的增長嗎？本國朝野乃至鄰邦還會如此敬重他嗎？孔子還會給予那麼高的評價嗎？
子產被看作是法家的先驅，或者說是以儒兼法的政治家，在思想體系上與儒家還是有分歧的。叔向與子產同是一代名宿，他責難子產變法乃政見不同而已。況且，在晉國準備攻打鄭國時，叔向以為不可，理由是子產乃賢能之士。至於孟子的點評，從語氣上不難看出，他不過是就事說理，借鐵打釘。即便是批評子產，也是「把話進一步說開去」，意在闡明為政應該抓大事的理念。有人據此看成孟子對子產的譏諷，實在是對古人的誤讀。
在子產為政的古今議論中，焦點集中在大德與小惠的關係上。我的看法傾向於「為政不能止乎惠」，就是說，為政要抓全局性、長遠性的大事，不能把精力花在局部的短效的「暖心工程」上，但也不應把大德與小惠對立起來，講大德而廢小惠。作為一國之相，在廟堂要抓大政以利國，到鄉間要發善心以恤民，兩者都是為政之德，怎麼能絕然分開呢？這讓人想起莊周貸粟的故事。對於「涸轍之鮒」來說，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引西江水來救牠早就變成乾魚了。掬斗升之水雖是小惠，卻比引西江之水這樣的大德及時得多。
就像光焰無際的太陽也有照不到的角落一樣，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調整所有的社會關係和行為，再宏大的政策，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再富有的國度，也有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就拿架橋來說，這本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善舉，但也不是所有河流的所有區段都需要架橋，即使需要架橋的區段，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條件架橋，即使有條件架橋，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能做到，即使地方官能做到，也要考慮投入成本和利用率。假如那條河是條淺窄的季節河，過河的人又不是很多，未必一定要架橋。子產身為國相，出行時無意間看到有人無法渡河，就施以援手，並非刻意而為，有何不可呢？不像現在有些領導幹部，逢年過節，精心選擇和預先安排幾戶貧民，進家坐坐，送上撫恤，不疼不癢地寒暄幾句走人，這才叫典型的「作秀」，與子產渡人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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