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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者：（法）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
譯者：馮棠、桂裕芳、張芝聯
出版：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
定價：人民幣48元
撫今追昔，官員一句話往往救活一本書。人有人的命運，書亦然。2008年《沉思錄》能「一夜成名」，全因溫家寶總理接受外媒採訪時無意提到自己常讀的哲學書就是《沉思錄》—「這本書天天放在我的床頭，我可能讀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讀」。該書目前26個中文譯本，其中18個譯本是2008年一年內推出的，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譯者。其後引發「閱讀熱」令人驚訝。
無獨有偶，2012年11月30日，時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主持召開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結束後，王岐山向與會專家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版），並說：「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由此，本書在內地正在掀起另一股不大不小的「閱讀熱潮」。
改革者必須直面制度創新
逝去人的思想，總影響活著的人。150多年前去世的法國思想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1805∼1859年），影響中國人的頭腦也已經有20多年了。《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寫於法國處在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書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革命、自由和民主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侖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其閃爍智慧光芒的觀點依然值得學習政治學的人和改革者深思。
中國人常說，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可是，發展也可能誘發革命，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所說的「兩個悖論」：其一，經濟的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經濟的繁榮，刺激了民眾發財致富的慾望，也刺激了政府收稅、投資建設的慾望，兩種慾望有共識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當民眾發財致富的慾望被政府刺激得不可抑制，而又被政府的各種錯誤政策、執法阻礙實現的時候，革命的到來就不難理解了。其二，在民眾感受苛政最輕的地方卻率先爆發了革命。在極端壓抑的制度下，民眾革命的慾望和能力也被壓抑住了，久而久之，民眾對壓迫不再敏感，長久的忍耐成了他們的習慣。一旦這種壓力減弱，民眾對周圍的壓迫變得敏感起來，各種慾望被調動起來，革命的慾望常常隨之而來了。
因而，托克維爾說：「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干涉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更無法忍受。」「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為此，托克維爾特別提醒社會變革的主導者，必須革新出一種能夠替代革命的社會變革方式。歷史的轉折點上，當權者和民眾都應該做出正確的選擇；歷史使人明智，現實問題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尋找的過程就是反思的過程，有反思就會有進步——托克維爾的這種視角，恰恰是改革者的視角。
而中國改革，官員和學界的作用必然在整個社會群體中更為突出，是最需要讀懂這本書的兩個群體。「不改革死路一條」，雖然這已經是包括決策者在內的中國官方共識，而認識到這一點其實還遠遠不夠。《舊制度與大革命》警示制度創新的重要作用時，雖然沒有給出更具體的建議，但書中得出了促進社會真正進步的制度創新不是革命能達到的結論，這正說明改革者必須直面制度創新。
摧毀舊制度不能靠大革命
托克維爾出生在貴族家庭，早年熱衷政治活動，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後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曾出任外交部長。作為「最後的貴族」階層的成員，作者有別於普通社會學者，可以說《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闡述正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對社會變革的冷靜觀察。
托克維爾不為貴族制度的消逝唱輓歌，也並不指望法國能夠重建貴族制度以獲取自由，同樣也不認同人民主權理論。托克維爾關注的是：在一個不可避免地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時代中，自由在革命後的集權國家如何重建？或者說，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和民主化過程中成為可能？這是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根本，也是現代政治的核心論題。如同「將巴士底獄片片拆毀，並不能使囚徒變成自由人」，摧毀舊制度不能靠大革命，追求民主，則只能沿著追求自由的路徑才能得到；若放棄自由去追求民主，則只能導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民主應該服從自由，把自由置於社會平等之上。這或許是托克維爾為全人類總結的政治教訓，這也正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價值日久而彌新之所在。
「革命」中的種種缺陷
「革命」也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主題：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不過其熒熒大者。中國人經歷了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褻瀆的神聖觀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饒恕的最大罪惡。而王岐山所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正是細數了「革命」的種種缺陷：一直以來，「革命」被人視為打倒腐敗政府的有效手段，可最終往往給社會造成巨大危害，最終效果只是「換了皇帝，並未有任何改善」。
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歷次革命運動，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原因。問題在於，如果一場革命沒有一種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普世的價值觀作為支撐，那麼在人們奮起合力打破舊制度之後，這種革命帶來的未必是歷史的進步，反而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因為，就像馬克思講過的，潑髒水是對的，但把澡盆裡的嬰兒一起倒掉，就過猶不及了。文：潘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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