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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龔敏迪
承五代之亂後，宋朝的統一已是大勢所趨。但將軍們擁立趙匡胤做皇帝，當然也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盤，不過趙匡胤很快就用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對他們實行了一次性買斷的「贖買」政策，沒讓他們和自己一起繼續當可以彼此消長的「大股東」。同時，對於依靠對象的「小股東」，則實行了允許腐敗的「雙軌制」政策。邵伯溫的《聞見錄》記載：「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強佔市人第宅，聚斂財賄」。趙匡胤大怒，教訓雷德驤說：「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他還「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御史中丞是管紀律監察的，但他不知道監察的標準是因人而異的，正如明暗兩本賬是完全不同的。
《宋史》還記載：趙匡胤常到趙普家去，一次正遇到偏安一隅的吳越王「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趙普家人來不及藏起來，只好說實話，但趙匡胤並沒有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結果打開一看，都是瓜子金！趙普當然推說：「臣未發書，實不知。」可是趙匡胤卻說：「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收點賄賂並不算甚麼，重要的是自己不被架空就好。為此，清人趙翼的《大柳驛相傳為趙韓王授徒處》詩諷刺道：「眷深不諱瓜子金，權重咸知鼎鐺耳。」這本來就是利益的交換，沒有甚麼原則可講。所以趙普不僅「營邸店規利」，還「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他亦官亦商，搞起了多種經營。這種情況在宋朝的官場中，已經相當普遍。
近臣如此，邊將也一樣，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有人到京城上訪告御狀，說他強搶民女，借錢財不還！結果趙匡胤反而對告狀者說：「漢超，朕之貴臣也。汝女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搶了不是還便宜了你嗎？對於借錢財不還，則強詞奪理說：「昔契丹掠爾，不來訴；今漢超貸爾，乃來訴也！」於是李漢超的不還也就理所當然了！還是那個理，「鼎鐺尚有耳」，哪裡有甚麼公平之類的道理可講？《宋史》說：告狀的人被「責而遣之，驛使返鄉」，被遣送回籍了。對於李漢超則「派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並所貸。朕姑貸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宋人田況的《儒林公議》則說對告狀者是被「怒而遣之」的，對李漢超則是「密召漢超母，謂之曰：『爾兒有所乏，不來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両。」大概是派密使和密召其母兩者並用的，可謂考慮周到。權衡民心與官心，自然「鼎鐺之耳」的官要重要得多。生命總是在消耗別的生命中得到維持，權力和財富也在犧牲別人的權力和財富中得到增長。
這種實用主義的風氣一直影響了整個宋朝的歷史，宋初平定割據政權中，除了曹彬以外，諸將無不競掠財貨，王全斌「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縱兵大掠蜀中」；王仁贍破蜀之日，「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他們已經得到了作惡的許可證。這樣的軍隊，如何能夠保家衛國？所以宋朝傳到第二代宋太宗手裡，與遼國在瓦橋關一仗中吃了敗戰後，基本上沒有佔過什麼便宜。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張郇、李承之向王安石推薦章惇時，王安石提出疑問說：「聞惇極無行。」李承之的回答是：「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說白了，就是一時的相互利用而已。《資治通鑒》記載：王安石的新政一到地方就變了味。爪牙之臣勾結土豪劣紳，乘機盤剝老百姓，引起了到縣衙告狀的集體上訪事件，可是東明知縣賈藩竟然把暗賬當成了明賬，直言不諱地說：「爾等刁民，官不貪污，何以養家餬口？爾等再鬧，必大刑伺候！」道德的約束已經蕩然無存。
常常疑惑：為甚麼宋朝的大奸臣、貪官如秦檜、蔡京、童貫、高俅、賈似道……這麼多，這麼出類拔萃？原來宋朝一開始，就形成了一個他們得以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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