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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禎兆
《那年遇上世之介》貫徹以錯位感來建構當中的喜劇感，以及借此避重就輕來回應那個八十年代。首先世之介一名，正如小說中所云乃出自《好色一代男》的人物角色；而把長崎出身的世之介置於人生路不熟的東京（順帶一提，飾演世之介的高良健吾是熊本人，也是九州出身的），也是錯位感的經營。至於安排富家女祥子（高由里子飾）戀上世之介，又或是世之介自身性格上所流露的喜劇感（小說及電影均強調大家在回想起世之介生前一點一滴痕跡所泛生的笑意），在在均與時代出現一種違和感。
是的，正是這種違和感，令不同的人物角色對世之介留下深刻印象。創作人故意讓世之介遇上不同階層，相異境況的「朋友」——其中有胼手胝足要中途輟學養家育兒的大學同窗、有衣櫃同志的俊俏同學、有由交際花搖身一變成為電台ＤＪ的豔女，以及上文提及神經兮兮後來卻成為聯合國職員在各地難民營奔走服務的祥子等等，角色設定的本身其實已從側面肯定乃至歌頌了那些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對日本人而言是充滿可能性，可以容許有個人選擇生存手段營構私密空間，即使條件匱乏但一切也回歸愛拚就可贏的基準（大學同窗及交際花的例子）。簡言之，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美好日子，當然背後可能有很多複雜的社會因素左右，例如所謂收穫可能不過是黃金歲月的日落西山期，也即是高峰下的「長尾」，可是僅從情感角度出發，尤其是與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社會全面暗黑化的走勢對照，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而且確是教人緬懷的時代。
《那年遇上世之介》基本上是一齣懷舊電影，但在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舊之際，為了避免陷入濫情膚淺的窠臼，於是透過利用喜劇包裝，融入一些與時代產生違和感的小把戲，令到觀眾不會產生創作人在全面擁抱及頌讚那些年的淺薄感覺。更為甚者，我覺得原作者吉田修一早已看穿世情，世之介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活得栩栩如生，正因為他自行我道從不熱切投入世道（不介意熱情地「侵犯」他人的私隱，對攀龍附鳳更全無興趣），所以才長存他人心中，也因而不可能在日後高速暗黑化的日本社會有容身之處——世之介因救人而英年早逝，恰好為作者明示這種不平凡的常人在日本活不下去的隱喻。
時代的一去不返，早已一清二楚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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